若望保禄二世 [一百周年]通谕

时间:2017-02-08 11:59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一百周年]通谕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於[新事]通谕颁布百周年之际,给他的主教弟兄、神父、执事们,男女修会会士所有的基督徒以及一切心怀善意的男女人士,所发布的通谕。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可敬的兄弟们,诸位可爱的子女愿你们健康并请接受我的祝福

  导言

  1一百年前,可敬的教宗良十叁世颁布一新事]通谕(1),於今这个周年,无论对教会现时的历史,或是对我本人任职期间而言,都是一项颇为重要的事件。该项通谕的卓越之处可由下列事实得见一斑:那就是由此通通谕四十周年起至九十周年期间,不断有隆重的宗座文献加以志念。我们可以这麽说:这项通谕在历史上所开辟的途径,是以其他文件为其里程碑。而後者的撰写,其目的在於表扬该通谕并且将其应用於当时的环境(2)。

  际此一百周年,一如往昔,因应众多主教,各类教会机构与研究中心,以及企业领袖和工人(无论其以个人或是社团成员的身分)的请求,首先我极愿表达感激之情,这是整个教会对於这位伟大的教宗以及他的[不朽之文献](3)所应做的。并且我也要表明:源於此文献的活力,不仅不随岁月而消减,反之却更为蓬勃旺盛。此一现象可由本次周年庆祝前前後後,全球各地由主教团、国际组织、大学与学术机构、专业学会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主动发起的种种活动,获得明证。

  2本通谕实是上述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的用意在於感谢天主-[一切美

  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雅一:17)的源泉。我们感谢他,因为是他利用了百

  年前宗座所颁布的一项文件,在教会和世界上成就了这麽多善事,并且散发大量的光芒。虽然目前这项志念,目的在於对[新事]表示推崇之意:不过也有对我前任教宗们所颁布的通谕,和其他文件表达推崇之意,因为这些文献有助於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在历史上保持历久常新、时时活现。如此而形成了所谓教会的[社会教理]、[社会教导]乃至[社会训导]。

  这些教导的确实、有效性,早於本人任内所发布的两份通谕中有所陈明:其一是[工作]通谕,其二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前者论及人的工作;後者则涉及现时

  个人和民族发展的问题(4)。

  3现在我愿邀请并提议大家来[重读]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就是请大家[回顾]该份通谕的内容,为的是使我们能重新发现,它在处理有关工人情况的问题时,所形成的基本原则,是何其丰富。不过,找他邀请大家[环顾]一下周遭使我们身陷其中的[新事物]。它们和代表上一世纪最後十年代的[新事物],大异其趣。最後,此时此刻,正当基督时代的第叁个千年期已经遥遥在望之际,我也邀请大家[瞻望未来]。这是一个变化莫测,却又充满了希望的未来,如此正能激起我人的想像和创造力,唤醒我们的责任感,以作为[惟一的师傅](参:玛廿叁:8)的门徒者的身分,去给人们指出道路、宣扬真理、传播生命,而这生命就是基督(参:若十四:6)。

  如此重谊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不仅能使其永恒的价值获得肯定,而且能使教会传承的真谛愈形彰显。原来,这个万古常新而又活力充沛的传承,是建基於初期教父们的信仰-尤其是[宗徒们]以耶稣基督之名,留传给教会的种种(5),而耶稣基督原是教会无可取代的基石(参格前叁:11)。

  教宗良十叁世,由於意识到身为伯多禄继承者的使命,起而直言无讳。时至今日,做为伯多禄现时继承者的我,也拥有同样的意识和做法。一如教宗良和他前前後後历任教宗,我的灵感来自福音的这幅图像:[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吾主将此经师比拟为[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玛十叁:52)。由此宝库流出教会的传承,汹涌澎湃,源源不息。其中蕴藏着[旧的东西]-教会从起初所领受并世代相传的。藉此宝库,我们才能针对教会和世界的生命,在其进展中,所显示出来的[新事物],加以适当的诠释。

  汇入传承的[旧事物],给传承和信仰生活提供了素材和契机,使两者变得更为

  丰盈。此等[旧事物]之中包括千万人耕耘的硕果。这些人士受到教会社会训导的激励,从中寻求献身世界的灵感。无论是以个人的名义而行动,或是加入各类不同的组合、协会和组织而行动,他们着实代表着一项维护个人人格,和人性尊严的伟大运动。在多变的历史环境中,这个运动有助於建立一个更合乎公义的社会,起码也有助於抑制不公正的气之嚣张。

  本通谕有意凸显良十叁世所颁布各项原则的成果。这些成果属於教会的教义传统,因而也是教会训导权威份内的事。另一方面,牧者的心肠,也促使我针对近期历史上所发生的若干事件,从事一种分析。教会牧者的职责之一,不言可喻,乃是详察时事以明辨福传的新要求。不过吾人应知晓的是:此项分析的本意并不在於提出确定的判断,因为该事原不属於教会训导的特定围。

  第一章【新事】通谕的特性

  4上一世纪的末期,教会发现其本身正面临一项历史的进程。此项过程虽然早已开展了一段时期,不过却在那个末期以前,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而这项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发生於各种领域中的一系列急剧变化: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科技方面的,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畅行当时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方面,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便是一种对於国家和社会的新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威本身的一种新了解。传统的社会正在消逝,并且逐渐为新的社会所取代。後者带来新自由之希望;不过,由於新形式的奴役与不公道而产生的威胁,也接踵而至。

  至於经济方面,由於科学的发明及其实际应用,消费品的生产结构,不断地以新姿态出现。资本,这项新形式的财产,於焉诞生。伴之而来的,则是新形式的劳动-以劳力换取工资;其特点在於高产率,忽略对性别、年龄或家庭状况应行的考虑,并且既着眼於利润的累积,便由效率主宰一切。

  准此,劳力成了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商品。其价格则由供求之律来决定,而无视於个人生活和瞻养家庭最基本的需要。此外,工人甚至无从把握能否出.售[他自己的商品],而时时面临失业的威胁。在当时毫无社会保障的情形下,失业便无异於饿死一途。

  上述变迁的结果,形成一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其中隔着一道鸿沟](6)。

  这种景况,和前述在政治畴内所发生的显着变化,息息相关。原来,按照当时盛行的政治理论,人们所追寻的是以适当的立法-换言之,刻意排除一切干预-来推动全盘的经济自由。就在这时,另一套关乎财产和经济生活的观念,正在孕育成形,并以其有组织且往往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後者隐然指向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社会架构。

  当此一冲突达於顶峰,人们开始充分明白多处地区,社会实况严重不公,也了解到由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而煽动的革命,是何等地危险时,教宗良十叁世遂出面干预,颁布了一道通谕,以系统的方式来讨论[工人的情况]。该文件之前,已经有若干致力於政治方面的教导,其後亦有其他文献陆续出现(7)。在此务必一提的是以[自由]一字为首的那道通谕。该文件提醒人们注意自由和真理之间的必要联系;并进一步指出:与真理脱节的自由不免沦於恣意妄为,而终将为极败坏的欲念所制,甚至落到自我毁灭的地步。归根究底,[新事]想要针对的种种罪恶之源,到底是什麽呢?这不就是那种出现於政治和社会行为方面,与关乎人的真理相隔绝的那种自由吗?

  教宗良十叁世也从下列话事申获得启迪:他前任的训导,来自主教们的许多文件,在俗信友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天主教内各种运动和社团的工作结晶,以及教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社会方面所获得的实际成果。

  5当时教宗所留心的[新事物],绝非什麽积极可取的东西。通谕首段,以强烈的语调来描述该文告因以得名的[新事物]:[革命性的变革,其精神长久以来,给世界各国带来骚扰不安,影响所及,不仅越过政治的藩篱,而且进一步漫延到实际生活的经济领域,这点实不足为奇。因为举凡工业的进步,新式交易的发展,改变中的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少数人拥有钜大财富、而多数人都贫困不堪,工人们愈来愈能依赖自己、而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至於伦理道德也有显着下降的趋势,以上这些因素都成了目前所发生的冲突的导因(8)。

  其时摆在教宗和教会,乃至俗世团体面前的,是一个被冲突破坏得残缺不全的社会。由於无王无法,这项冲突越发变得残酷而不人道。一如通谕所言,此项冲突乃是介乎资本和劳力的冲突,换言之,就是工人间题。其中双方彼此针锋相对。而教宗毫不畴曙,率直发表言论,他所针对的,正是上述冲突。

  此处我们找到了通谕为我们的时代,所提供的第一项反思。原来在冲突中,人与人相争,有如[豺狼],争执双方属於两个极端:一方力求身体上的温饱,另一方则富足有馀。面临这样的冲突对立,教宗毫不犹豫地加以干预。其行动出自[宗座的身分与职责](9),换言之,是基於那来自耶稣基督本人的使命,要他去[养他的羔羊并牧放他的羊群](参若廿一15-17),以替天上的国在地上[实施束缚和释放](参玛十六19)。教宗无疑地是以恢复和平为其旨意。因而今日的读者不能不留意到,他对阶级斗争作过严厉的谴责,其言词毫不含糊(10)。然而教宗也十分明白,和平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他在通谕中申明:就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景况而言,若想获得公义,当有些什麽基本条件。这点确实是该通谕的要点(11)。

  因此,教宗良十叁世,步武其前任教宗们的芳踪,给教会塑造了一项不朽的典。事实上,针对种种人类特定的景况,不论就个体或团体、国家或国际而言,教会皆有值得一听的言论发表。她给各种情况制定真实无伪的教理,浑然自成一体。教会据此而针对社会实况进行分析、判断,同时给有关的问题指出一个方向,以谋求公正的解决之道。

  在教宗良十叁世的时代,上述有关教会权利和义务的那种观念,还非人人所能接受。事实的真象是,当时盛行一种双重的处世待人之道:其一,导向现世和现世的生命,就此而言,信仰当置身度外;其二,导向纯属另一世界的救赎,对於人世的一切,既无启迪的作用,也无引导之功能。反之,教宗良十叁世颁布[新事]通谕的作法,却给教会在多变的公众生活领域里,赢得了一份[公民的地位]。这种地位日後更为巩固。实则教导和广扬教会的社会教理,属於教会福传使命的围,是基督信仰讯息重要的一环。此因该项要理给人指出了信仰讯息在社会生活中,所能带来的直接後果,并且也使人明白,日常生活中为了正义所作的奋斗与操劳,也能在为救主基督作见证的脉络里去加以了解。在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里,冲突无可避免,为应付这类的冲突,教会的社会教理照样是和平与合一的源泉。就此而论,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尊严,无论敌我,都有可能在因应上述新情况中,避免受到贬损,同时为那些情况找到公正的解决之道。

  今日,事隔百年,上述作法依然有效。让我有机会对基督徒的社会教理,作进一步的推展。我曾多次强调的[新的福传],为现代世界所急需,其精髓应当包括宣扬教会的社会教理。今日,正当不同的意识形态日益为人们所扬弃之际,教会的社会教理,一如在教宗良十叁世的时代,仍然能够提供正确的指向,以应对当前巨大的挑战。正如往昔,我们今日依然需要一再反覆强调的是:舍福音之外,[社会问题]便无真正的解决之道;犹有进者,对所谓[新事物],我们惟有在福音中才能寻得其脉络,从而给予正确的理解,并且在适当的伦理观点下,加以判断。

  6资本和劳力两者之间既起争端,教宗良十叁世起而肯定工人的基本权利,给纷争带来一线光明。的确工人的尊严和工作的尊严,是了解「新事」通谕之钥。文件给工作的尊严所下的定义是:[为获取各种生活目的之所需而努力,而这些目的之中,首推自我保存。](12)教宗同时这样形容工作:[是个人的事,既然所消耗的能量来自付出能量者本人,因而是劳动者本人独有的财产,且应归属於他,作为其利益。](13)如此一来,工作便成了人生份内的事;可以这麽说,人藉着工作来表达并完成自已。工作同时具有[社会]幅度,这是由於工作不仅与家庭、而且和大众福利息息相关,因为[人可以真实不欺地说:惟有靠工人的劳动,国家方得以致富。](14)上述这些题目,已在本人的[工作]通谕中,有所讨论和发挥(15)。

  [新事]通谕所标榜的另一重要原则,是[私有财产]权,此点无庸置疑(16)。这个主题的重要性,由其在通谕中所占的篇幅,可见一斑。教宗相当明白,私有财产并非绝对的价值,同时也明确提出必要的.原则,予以补充,如[世间财物的普遍目的]便是一例(17)。

  从另一方面来说,良十叁世所考虑到的私有财产,其形式主要的是土地拥有权,这点确实如此(18)。不过,无论私有权的具体形式为何,那些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理由,或者认定为了个人及家庭发展上的需要,而有物质拥有权的理由,今日依然有效。这点值得我们再度予以肯定,因为在目前的景况下,我们见到昔日生产工具为集体所有权所支配的体系,已经有所转变;同时贫困(或者更确切地说,私产权受阻)的事例,在世界多处地方日益增加,甚至在以肯定私产权为主的体制中,亦复如此。由於这些变化以及持续的贫困现象,我们必须针对问题作更深一层的分析,下文将有所发挥。

  7此外,其他一些与私产权息息相关的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在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中获得确认。其中,由其所占的篇幅及重要性而言,最为凸显的是:集会结社的[自然人权]。这最重要的是指雇主与工人联合,或由工人单方成立职业协会的权利(19)。教会不仅认可,而且保卫人们组织一般所谓的工会,其理由即在此。教会之所以这样做,显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怀有什麽成见,也不是因为受制於阶级观念。其真正的理由在於集会结社之权,乃人类天生的权利,是先於人们加入政治社会之举的。事实确是如此:组织工会是[国家所不能禁止的],此因[国家有责任保护,而非破坏自然权利;一旦国家禁止其人民自由集会结社,即与其立国之本相违背](20)。

  我们必须强调,教宗明显地宣告上述这个权利是工人(他使用[工人阶级]一词)的权利。连同此项权利,[新事]通谕也以同样清晰的方式,确认工人应有以下这些权利:[限制工作时间],合法的休息,以及妇女与儿童在工作种类和时数上应当别有待遇(21)。

  原来,关於雇工的情况,历史给我们所揭示的真象是这样的:在工时和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方面,甚至有关学徒们的年龄和性别,皆毫无保障可言。这些是当时所允许的作法,至少并没有法律来加以禁止。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形置诸眼前,便不能不珍视教宗所发表的严厉声明:[以过量的劳动来折磨人,令其身心窒息,疲惫不堪,不仅不合乎公义,也不人道。]针对用以维护上述[劳工关系]的[合约],教宗更为精确地肯定:[在所有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合同中,不论其为明文规定或是双方默契],皆应容许工人有适当的休息,并且此项休息应当与[其体力消耗]成比例。然後教宗结论道:[任何不含此意的合同,都不是公正的](22)。

  8教宗随即增添另外一项权利,认为这是工人做为一个人当有的权利。那就是工人有权取得[合理的工资]。工人的工资不应[任凭双方同意来决定,以致於让人看起来,雇主方面只要付清了彼此同意的工资,除此以外再无其他义务了(23)。]其时有一种说法,主张一个国家,除了确保双方履行明文同意的事以外,并无权干预合同的条件。这种劳资关系的观念,纯粹出於实用的观点,并受到十足的个人主义的影响。[新事]通谕对此有过严厉的谴责,认为与工作的双重性质背道而驰:工作不仅是个人的,且是必需的现实。原来,就工作做为[个人的事]而言,它隶属个人自由运用其才能与精力的畴,而就其做为[必需的事]而言,它受每人皆能确实[保存生命]的严重义务所管治。教宗因而结论道:[每个人都有权利取得生命之所需,这是顺理成章之事。论及贫穷人家:除了靠工作以维持生计之外,别无他途(24)。]

  工人的工资应足以让他养家口。[设若一个工人由於别无选择,或畏惧更糟的後果,且雇主或包商又不肯提供较佳的待遇,而接受了较为恶劣的条件,这样他便沦为压力和不公的受害者(25)。]

  但愿我们今日无需再说这麽严厉的话语。原来这些言词是出於所谓[资本主义犹如脱之马]急速往前奔跑的时代。不幸的是,即便是今日的雇合同,其中仍不乏罔视最起码之公道者,无论在妇女与儿童的雇用,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以及合理的工资各方面皆是如此。尽管国际宣言与公约(26)以及国家内部的法律,对此皆有所宣告与规,但是事实并不为之改观。教宗把为工人提供适当的福利这件事,视为[公家当局][必得负起的责任],否则便是侵犯了公道;而事实上,教宗毫不踌躇地提及[分配上的正义](27)。

  9此外,教宗良十叁世又提出另一项有关工人阶级情况的权利。因其事关紧要,所以我也希望在此一提。这就是:个人自由履行其宗教职责之权。按照时下一般的见解,这类问题纯系个人私生活围的事,这种情形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尽管这样,教宗良十叁世也还想要把这方面的权利,与工人的其他权利和义务相提并论。他确认人在星期天有休息的需要,这样才能思念天上的事物,并能崇拜大能的天主,这本是人们应做的事(28)。任何人皆不得剥夺这项来自上天诫命的人权。於此教宗有言:[无人能侵犯这连天主也极其敬重的人性尊严而逃避惩罚。]准此,国家必须保证工人能享用这份自由(29)。

  有人看出该项清晰的声明中,有一跳板,藉此一跃而成宗教自由之原则。後者成了日後许多庄严的国际宣言与公约中所标示的主题(30),也见诸於梵二着名的宣言,以及我反覆所作的教导(31)。试问在这方面,工业社会现存的法规和作法,是否能有效地保证人们今日真能享用星期天休假的这项基本权利。

  10另外,国家与其人民关系的观念,也是重要的一环,在许多方面,可以应用到我们今日的处境。[新事]通谕对两个政治、经济体系有所批判: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通谕的首段重新认可私有财产权,这段是用来针对社会主义的。通谕并没有划出特别的一段来专题讨论自由主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於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在处理国家职责之处提出的(32)。国家不可划地自限,[对一部分人民优宠有加],也不可[忽略另外一部分人民]。前者指富裕而发达的人们,後者则明明是社会的大多数。不然便违反了人人应领受其所应有的公道。[当问题涉及维护个人权利时,那些穷人和无以自保的人们,理应获得特殊的考虑。富人阶级能多方照顾自己,比较不需要国家帮助。反之,大批的穷人则无资源可为後盾,因而主要必需依靠国家所提供的帮助。所以靠工资过活,其中绝大多数属於上述後一阶层的人,应获得政府的特别保护与照顾才是(33)。]

  以上片段,之於今时今日,犹为中肯之言。尤以面临世上各种新形式的贫穷时为然。此所以然,也是因为其中的主张,并非基於一种特定的国家观念或某种特定的政治理论。良十叁世所重申的,乃是健全政治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那些越是不能自保的个人,越是需要他人的照顾和关怀,尤其是来自政府当局的干预。

  如此,我们今日所谓的团结原则,显然被当做基督徒之社会与政治组织观中的基础原则之一。论及这项团结原则,无论其在各国内部秩序、或是国际间秩序上,所具有的效力,我在[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皆已有过讨论(34)。教宗良十叁世经常以[友谊]一词来讲述这个原则。而[友谊]这一观念,早见诸於希腊哲学。教宗比约十一世则使用同样颇具意义的[社会慈善]一词。教宗保禄六世复将此一观念予以扩充,以涵盖现代社会许多方面的问题,他则提到[爱的文明]一词(35)。

  11在现代实况的烛照之下来重读[新事]通谕,使我们能对教会为基督所特爱的

  一群人所做的奉献与恒常的关怀,加以珍惜。通谕的内容在在明证教会内所谓[优先选择穷人],有始有终。本人将此选择定义为[基督徒爱德实践的首要特殊方式]。

  (36)因而教宗良十叁世论[工人的情况]这份通谕,其所讨论的,着实是穷人以及由於新颖而往往又是激烈的工业化过程,给广大群众所带来的可怕情况。今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所发生的类似过程,正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同样的灾祸。

  教宗良十叁世,呼吁国家按公道来改善穷人的情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及时地觉察到国家有责任看顾大众福利,并且在尊重社会上各部门的同时,有责任使每一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在内的发展,有利於公共福利。不过,我们不当因此而认为良十叁世,是期望国家来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恰如其反,正是因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先於国家,况且国家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保护而非压制个人、家庭和社会,他才时常地坚持,不论是国家的干预或其工具性能,都应该有个限度(37)。

  上述反省仍适用於今日的时代,此点吾人无可回避。关於出自国家性质本身的限制,此一重要课题,後文将再加追论,将是有益之举。此处我只需指出:以上所强调的几点(诚然并未完全涵盖通谕内所强调的各点)是由教会的社会教导一脉相承而来,并且是在有关私有财产、工作、经济过程,国家的现实,以及至关紧要的,人本身的健全观念之指引下,而提出来的。

  下文当我们检视现代局势的若干方面时,将会触及其他一些主题。从此开始,我们必需将一事牢记於心:贯穿教宗良十叁世整个通谕的主要思想,(就某种意义而言,即通谕的指导原则)乃是对於一个做为人类一分子的人,及其独特价值的正确观点。此因[在地上,人¨¨是惟一的一种天主愿他为其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受造物(38)。]天主将他自已的肖像铭刻在人身上,使人相似他(参:创一:26),从而赋与人无与伦比的尊严,一如[新事]通谕一再力陈的。事实上,人除了由其工作所获取的权利之外,尚有其他非与工作对应相关的权利,这些权利乃出於人之为人所必有之尊严。

  第二章面向今日的【新事物】

  12有关[新事]的庆祝,如果缺了将该通谕引用於今日世界的景况这一环,则将显得残缺不全。之所以值得如此一做,是因为通谕对於时局的描绘,以及对其所作的诊断,具有惊人的正确性。这点可由通谕颁布以来,事态的发展获得明证。

  尤以一九八九年末,与一九九O年初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更令人对以上情况有所肯定。这些事件及接踵而来的急剧转变,仅能从事发前的种种情况去加以解释。在相当的围内,这些情况不啻是教宗良十叁世的预测,及其数任继承者所留意到的日形加剧的种种迹象,具体化为事实,或在制度上的现形。教宗良十叁世预见[社会主义]所提倡的社会秩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层面所能导致的不良後果。其时社会主义也还不过是一种社会哲学,尚谈不上什麽全面组织起来的运动。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社会主义]尚未发展成为日後所见,强而有力并拥有庞大资源的国家之际,在教宗针对各种[工人阶级问题]解决方案而提出批判时,[社会主义]竟然首当其冲,这点未免令人感到讶异。然而教宗却正确判断出,当时这种针对[工人阶级问题]所提供的解决之道,既简洁而又彻底,对芸芸众生颇具吸引力,而其危险性也就在於此。当吾人念及晚近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层,处於何等可怕的不公义的情况时,这点更为明显。

  在此有两件事必须加以强调:第一、通谕对工人阶层:包括男女儿童所虚的实况,连同其严酷的一面,具有相当透彻的了解。第二、有的方法,表面上看来是将贫富地位颠倒过来,而实际上是有害於其所欲扶助的对象,对於这套解决之道所能带来的灾祸,通谕也同样清晰洞彻。这正是所谓治疾之方,其害尤大於其所患。良十叁世以消灭私有财产为其时社会主义的本色,此可谓击中间题之要害。

  他的言词值得我们重新细读:[社会主义者鼓励穷人去嫉妒富人,同时奋力取缔私有财产,以此来矫正财富分配不公和工人贫困之弊病。他们力主个人之所有当归公有……然而此等主张显然难以令人折服,於争执之消弭,无补於事。犹有进者,一旦付诸实施,工人本身将首先沦为受害者。其不公之处,尤为彰显:他们抢夺合法的物主,扭曲国家的种种功能,进而引起社会团体的一片混乱(39)。]由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就是日後所称的[真实社会主义。]就其所造成的祸害,再没有比上文有更好的描述了。

  13接着,参照[工作]和[社会事务关怀]两通谕的内容,我们反省到尚有一点需加陈明: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从本质上而言,是人类学的。原来社会主义以个人仅是个元素、社会有机体内的一个分子而已,因而认为个体的利益完全隶属於社、经机制的运作。同样,社会主义主张,个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而不必顾及他的自由抉择,及其面临善恶时所应肩负的责任,(其实,这责任是独特的、又是非他莫属的)。如此一来,人便沦为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把人当做自主自发的伦理抉择的主体这种观念,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社会秩序还是出自那作为主体的人所做的决定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译者按)。关於人的观念既出了毛病,接踵而至的,便是对私人财产的反对,且用以界定自由行使围的法律,也受到扭曲。当一个人被剥夺其所能称之为[己有]的东西,并且连同藉着自发的行动而赚钱糊口的机会也被夺去时,他自然便要依存於社会机器、和操纵这机器的人。这种局面,使得他更无从体认人之为人的尊严,而建造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社团,其进展也就大受挫折了。

  相形之下,从基督徒对人的观点,必然产生一张正确的社会图像。根据【新事】通谕,以及教会整套社会教理,人的社会本性,并不能在国家内获得十足约满全,而是实现於以家庭为首的各类中介团体,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团体。这些团体,源自人性本身,并各有其自主性,而且恒常地以公共福利为其依归。此即本人所谓社会的[主体性],[真实的社会主义]将它连同个体的主体性一笔勾销(40)。

  这种表现在人性,以及社会[主体性]两方面的错误观念,设若我们对其根源加以探究,答案首先必在於无神主义。人是在回应上主内在於事物本身约召唤时,才领悟出自己那超现世的尊严。人人必需做出这样的回应,人性的颠峰即由此而构成,绝非任何社会机制或集体的主体所能取代的。人一旦否认天主,便从其立足之基础游离出来。跟着而来的,就是社会秩序的重组,便会毫不考虑到人的尊严与责任。

  这儿我们所论及的无神主义,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息息相连。後者以机械的观点来看待人与社会的现实。所以举凡有关人之真实伟大的卓越见识、人之相对於此世现实的超越性、人心内向往完美与无力达成此事,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尤为重要的一点-由此矛盾而产生的救赎需要,凡此种种都一概受到否定。

  14社会主义所选取的行动手段-阶级斗争,也是源自无神主义。这个手段遭受[新事]通谕的谴责。冲突能有各种方式,当然教宗无意谴责所有性质的冲突。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社会团体间的利害冲突,在所难免,这点教会心知肚明。同时她也很了解,面临这些冲突,基督徒经常必须诚实、而具有决断性地采取一种立场。尤有进者,[工作]通谕清楚肯定[为社会正义而奋斗]此一类型的冲突,具有积极的效用(41)。[四十年]通谕早已说过:[若是阶级斗争能够消除敌意,停止互相仇恨,便能逐步转化成一场基於对公义的渴求,而就双方的歧异之处所做的坦诚讨论(42)。]

  不过,阶级斗争遭受谴责的地方,乃是其中所含的理念:斗争既不受伦理或法制的规,也不顾他人和自己的尊严,使得合理的妥协,没有达成的可能;再者它所追求的,远非社会全体的利益,而是取而代之的党派利益,同时为达目的,不惜摧毁一切障碍。总而言之,问题是在把当时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施之於国际关系上的[总体战]主张,转用到一国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上来。是故各国之间,取得适当利益均衡的探讨,也因这项主张的缘故,而为另一种企图所取代:以摧毁对方还手的能力,而使自已的一方占尽上风,强加於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使用谎言、对付民众的恐怖手段,以及极具摧毁性的武器(这些武器正是在那些年代开始设计的)。因此军事主义以及带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阶级斗争其根源是相同的。此根源就是无神主义以及对人的轻蔑,两者都诉之武力原则,且把它奉之於理性与法律之上。

  15【新事】通谕反对把生产工具置於国家的控制之下,认为如此一来,公民难免沦为整部国家机器的[齿轮]。通谕也大力抨击那种把经济部门,完全摒除在一国的行动与关注围之外的国家观念。诚然,经济生活确有其合法的自主围,在此围内,国家不应介入。不过,给经济事务制定一项法律的架构,以便其运作乃是国家的职责。如此,自由经济的先决条件才能获得保障,这种先决条件假定,当事各方皆能基於某种平等的地位,以免一方过分强大而使对方只有屈从一途(43)。

  在这方面,[新事]通谕为公正的改革指出了一条途径。据此,出於人之自由活动的工作,其尊严方得以恢复。这样的改革,意味着国家和社会都将负起责任,尤其是能保护工人免於失业之恶梦。在历史上,这有两种殊途同归的做法:其一是藉经济政策来维持均衡的成长和全面的就业;其二是藉失业保险及再行训练的计划,以确保能顺利地将工人从垂危的部门,转移到扩展中的部门去。

  再者,国家和社会都必须确保工资有一合理的水准,使工人得以维持生计,并赡养家庭,并且还能留下一部分做为储蓄之用。为能如此,需要不断致力於改善工人的训练和能力,使其技巧更熟练,产量更为提高:同时也需要有细心周到的管制,和适当的立法措施,以杜绝各式各样可耻的剥削,尤其是那类对移民、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以及最易受到伤害的工人的剥削。这方面,工会在议定最低工资与工作环境,扮演着举足轻重之角色。

  最後,也得保证合乎人道的工作时数,合理的工馀时间,乃至在工场有权按自己的人格行事,而不致有辱自已良心或人格尊严。此处应该再次提到工会的角色。它不仅限於合同之谈判,而且也充作工人在其受雇用之处得以表达自己的[地方]。工会的服务有助於真正工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帮助工人以充满人性的方式,去参与其工作地点的生活(44)。

  国家应以直接及间接的方式作出贡献,以利上述目标之达成。就间接的方式,且按[辅助原理]而言,是藉着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得经济活动得以自由运作,从而创造无数就业的机会,并广开财源。至於直接的方式,且按[团结原则]而言,就是要保护最弱小的人,对那些有关工作环境的决定者之自主权,要加以一定的限制,还有确保每当工人失业时,给予所需之最起码的援助(45)。

  【新事】通谕及教会与此相关的社会教导,在十九、廿两个世纪间的年代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可证诸於社会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险、意外赔偿等方面所引进的无数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是在更加尊重工人权利的架构中进行的(46)。

  16以上这些改革,部分是由国家来执行的,不过在为其完成而奋斗的过程中,工人运动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运原出於道德良心,对不公和有害的情况的一种反应,由此而展开蔓延广泛的改革活动,与暧昧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却接近工人日常之所需。在这种脉络里,工运常与基督徒携手,共同去改善工人的情况。日後这个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所左右。後者受到[新事]通谕的抨击。

  此外,上述那些改革,也当部分归功於社会赖之而组成的开放性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藉着建立起有效的团结工具而组成,从而得以维系一种更尊重个人价值的经济成长。此处我们应当记得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有无数显着的贡献,其申有:生产、消费、借贷合作社之建立,一般教育及专业训练之提倡,从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参与工作场所及一般社会生活的实验。

  是故当我人回顾过去,就有充分的理由感谢天主。因为[新事]通谕在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并且确实在实践上有着慷慨的回应。不过,我们仍旧必须承认,通谕的先知性讯息并未全为时人所接受。正因如此,严重的悲剧才不免发生。

  17若把【新事】通谕放置於教宗良的全套训导中去了解(47),便不难看出此点:通谕主要地是针对一项错误在社、经领域里所造成的後果。而这项错误所涉及的,却更为广泛深远。如前所述,此一错误在其对於人的自由的了解里,把自由与对真理的顺服两相隔离,并由此导致自由脱离了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这麽一来,自由的精髓便成了毫无约束的自爱,以至於蔑视天主和邻人的地步。这种自爱使人一味认可自身的利益和旨趣,有如脱之马,拒绝受任何公义要求的限制(48)。

  正是这项错误产生了极端的後果:欧洲和全球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为一系列的战争所蹂躏,造成悲剧。其中有的出於军事主义和过份夸张的国家主义以及相关的各类型极权主义;有的出於阶级斗争;至於其他则出自内战或在本质上,属於意识形态的战争。这些残酷的战争本应可避免,若非因为国际间或一国之内所产生的愤恨,日积月累而成了一项可怕的重担。一些大国在战争中全力以赴,毫不犹疑地做出侵犯最为神圣的人权之事,有计划地去消灭整个民族及社会群体。在这里,我们特别想起犹太民族,他们所遭受到恐怖命运,竟成了一种记号,象徵着当人与天主作对时,他能如何误入歧途。

  不过,仇恨和不公,只有在获得认可,并且由以之为本的意识形态将其组织起来,而非按照关於人的真理来相因应的时候,它们才能支配整个国家,受其驱使而行动(49)。[新事]通谕反对为仇恨所染的意识形态,并说明了愤怨和暴力如何能被正义所征服。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他形式的不公道,正燃起新的仇恨,而且在人们的视野里,正在出现一些吹捧暴力的新生意识形态,当此之际,但愿人们对那些恐怖事件的回忆,能给每人-尤其是各国的领袖们-提供行动的指南。

  18欧洲大陆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确是枪声已息。不过吾人应当牢记:单纯军事方面的胜利,永远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意味着消除战争的多种原因,以及人民和人民之间真诚的和好,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观乎全球和欧洲,多年来所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非战的状态,而非真实的和平。欧陆半壁河山陷入共产独裁政权的控制下,而另半壁则被组织起来,以防卫其所造成的威胁。许多人民被困锁在令人窒息的帝国疆界之内,他们对历史的回忆及其历经数世纪之久的文化根源,皆为帝国加以致力摧残,因而丧失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欧洲历经这种暴戾性的分裂,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远离家园,或遭递解出境的命运。

  武器方面的疯狂竞赛不仅吞噬了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且也勾销了对尚待发展国家的援助。科技方面的进步原应被用於造福人类,却被转用为战争的工具-用来从事生产更为厉害的武器。与此同时,一种与真正的哲学相悖逆的意识形态,也被用来为新的战争做学理上的辩护。尤有甚者,这并非一种单纯的备战状态,或对战争的一种预期,而是真真实实的在全球各地所打的仗,以致血流遍地。权力集团也好,帝国也好,造成一种局面:就是存在於第叁世界国家间的争论与不和,竟被有系统的扩大渲染,而加以利用,以便为对手造成更大的麻烦。教会各种文件以及晚近所出的[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皆对权力集团及帝国有所抨击(50)。

  极端份子集团,为谋求争端的解决而诉之於军火,对於他们而言,政治和军事的支援,可谓垂手可得,因而获有作战的装备,并且训练有素。反之,那些尊重各方合法权益,而试图寻得和平与合乎人道的解决方案者,则受到孤立,且往往沦为反对者手下的牺牲品。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和平局面,可谓岌岌可危,这实在是以下各种现象之首要原因之一:见诸於第叁世界许多国家的军事化,以及这些国家里,引起种族之间互相残杀的冲突,恐怖主义的蔓延,还有政治、军事冲突的手段,日益显得野蛮。犹有进者,原子战争足以令全人类毁灭殆尽,整个世界皆因此威胁而受到压迫。人们利用科学以达军事目的,遂把这项具有决定胜负的工具,置於为意识形态所强化的仇恨之手中。然而,如果战争可给人带来的结局,竟是一场人类的集体自杀,连同输者或赢者都一扫而光,那麽我们我必须对造成这种局面的逻辑本身予以排斥,按此思想逻辑,凡是人为消灭敌人所下的功夫、彼此的冲突对抗、乃至战争本身,都有利於进步与历史的挺进(51)。一旦明了何以需要对它加以排斥之後,所谓[总体战]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就大成问题了。

  19二次大战结束之时,这样的发展在人们的良心内也不过是初步萌芽。当时为人所留意的是半个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均为共产极权主义所荐卷。大战本来是为重建自由,以及恢复各国的权利的,结果却未能达成这些目标,就某一方式而言,对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受苦最多的人来讲,事实明明相反上述目标。可以说战後的情况,唤起了人们不同的反应。

  战争带来破坏,随着战事结束,我们见到有些国家,在某些方面,从事积极的努力,以建立一个为社会正义所启迪的民主社会,而清除共产主义之革命潜能。这个潜能以饱受压榨和剥削的广大群众为其表徵。一般而论,这项试,其努力的重点在於保存自由市场机制,并藉稳定的币制,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来确保健康和稳定的经济成长,进一步使人们在此条件下,能以工作来给自己和家庭,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同时,在这些试中,人们也避免以市场机制来做社会生活惟一的基准,而把市场机制置於能维护[物质资源具有共同目标]这项原则的公共管制之下。由此观之,诸如众多的就业机会、稳固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职业训练、加入工会以及有效地从事工会行动的自由、给予失业者的辅助、以及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凡此种种,其用意不外於保证工作的尊严,使它免於沦为一种纯粹的[商品]。

  其时尚有其他社会力量与意识形态运动。这些力量与运动的支持者,以建立[国家安全]体系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其作法是以系统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无从进行渗透活动。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力,并把更多的权力赋与国家,希图藉此保护人民免於共产主义之祸害。不过,这样做却冒有极严重的危险:即摧残个人的价值与自由,而人们原是为了捍卫这两者,才必需去反对共产主义的。

  另外一种反应,则以富足或消费社会中之所见为代表。这种反应具有实用的性质,它与共产主义同样排除精神的价值:同时却企图在纯粹物质主义的层面上去击败马克思主义。其作法是向人们展示一个由自由市场来运作的社会,是如何地比共产主义更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事实上,这种社会模式,一方面确实让人看出:共产主义对於建造一个合乎人道与更为美好的社会,一无所用,就此而论,共产主义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它否认人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并否定伦理、法律、文化和宗教的自由,就此而论,这项社会模式也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同之处:就是把人完全贬抑到经济的领域,而只以物质上的需要为满足。

  20在同一时期,[脱离殖民主义]的过程广为开展,许多国家从而取得、或者重获独立以及命运自决的自由。这些国家一旦正式重获主权,却往往发现自己在走向建设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条途径上,方在起步的阶段。就事实而论,经济上具有决定性的部门,仍然操在外国大型公司的手中。这些公司无意将其资源投入工厂所在国的长程发展。至於政治生活本身,则为外国势力新控制,而本国境内却还有若干部落族群,尚待融合为一个真实的国家团体。再者,这些国家也缺乏一批够资格的专业人才,而能以公正和诚实不欺的方式来治理国事,至於能以有效和负责的态度来管理国家经济的合乎资格的人才,也付之阙如。

  情况既是如此,许多人不免因而想到马克思主义,可能提供一条建设国家和政府的捷径。各种具有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变体於是应运而生。举凡国家复原约合理要求、不同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军事主义、古老的民间传统(这项传统有时也与基督徒的社会道理相和谐)以及马列思想和观念-这些都被搀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里,而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现,各异其趣。

  21最後,我们也不该忘记,二次大战以後,由於人们对战争的恐怖,有所反应,使得有关人权的意识,更为活泼。人权在许多国际文献(52)中获得确认。甚至可说在制定一项新的[国家权利]时,亦复如此。在这方面,宗座经常有其贡献。这种演变以联合国组织为其焦点,不仅在个人权利意识方面有所发展,在国家权利意识方面亦然。同时对存在於世界各不同地理区域间的严重失衡状态,人们也较清楚地了解到有需要采取补救行动。就某种意义而言,由於这些失衡现象,社会问题的重心,已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国际间了(53)。

  上述过程虽令人满意,但就整体平衡而言,各种援助发展的政策,却不常令人满意。此点不应为吾人所忽略。况且,联合国尚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取代战争的方法,做为解决国际冲突之道,这似乎是国际社会尚待解决的一项最迫切的问题。

  第叁章一九八九年

  22前此所言世界局势,已在[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有过详尽的论述,基於此,才能了解近年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及其中的意义,它们既令人感到意外而又给人带来希望。不错,这些事件於一九八九年在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内达到颠峰状态,不过,它们却是在一个更辽阔的地区,酝酿已久的事。八十年代期间,拉丁美洲和亚、非两洲有些独裁和压迫人民的政权相继跨台。此外则是一些过渡情况,朝向一些更具参与性与合乎公道的政治架构,其间虽不无困难,但却颇有所获。教会在其中所做的一项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贡献,便是她在保卫、促进人权方面的投入。有些情况深受意识形态之影响,以致於对於人类共通的人性尊严之觉醒,竟被两极分化的倾向所模糊。在此情形下,教会明晰而有力地肯定每个人--不论其个人的信念为何--皆身怀上主的肖像,因而值得尊重。是项主张多时获得大多数人们的认同,并且由此导致人们着手探寻那些能更尊重人的尊严的抗争方式,以及政治解决方案。

  从这项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民主的新形式,并给摇摇欲坠的政治和社会架构,带来一线转变的希望。原来,这类架构不仅为一连串给人带来痛苦的不公道和怨恨所拖累,而且也为伤痕累累的经济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所累赘。许多牧人,整个基督徒团体,个别的信众以及其他善心人士,往往在这麽困难的环境中,作出英豪的见证,我偕同整个教会为此感谢天主,同时,我祈求他支持每个人的努力,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其实,这不仅是各国的国民,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所应肩负的责任。问题在於指出:人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是能够以对话和团结的精神,而非以战争来毁灭敌人的方式,去获得解决。

  23压迫人的政权所以跨台,原因很多,其中有些特别值得一提。变革之所以产生,其决定性的因素在於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此点殆无疑问。吾人所不能忘记的是:宣称由工人来治理(果然是工人专政)的一些体系,其危机始於波兰因团结之名而起的骚动。原是以替工人说话为名而起的主义,竟为成群结队的工人所唾弃。就是这些工人们,重拾,或就一意义而言,重新发现了教会社会教理的内涵与原则。他们这麽做是基於对工作和被压榨的一项脚踏实地的经验。

  这类[集团]或帝国的跨台,几乎都以和平抗争的方式来促成,其所使用的[武器],仅止於真理和正义。这点也值得强调一番。正当马克思主义鼓吹只有激化社会冲突一途,方能以暴力对抗的方式,使该冲突获得解决之际,导致马克思主义崩溃的抗争行动,却百折不挠地坚持要尽各种谈判、对话与为真理作证的途径,来诉之对方的良心,以唤醒其对人类共通的人性尊严之意识。

  乍看起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并为雅尔达协定所裁定的欧洲秩序,难免不为另一次战争所推翻。事实不然,由於人们之投身於非暴力的行动而避免了这场战争。这些人们始终拒绝使用武力,同时一次又一次、且又成功地找到有效的方法为真理作证。这样便解除了对手的武装,因为暴力的使用,始终需以欺骗为其找到藉口,即无论如何虚伪不实,也要装做为了维护一项权利或者应付一项由他人所造成的威胁的模样(54)。於此我再度感谢天主,因为他曾在人们困苦的磨难中,使人心坚持不舍。我也祈求这个事例,也能在其他地方和不同的环境里,普及开来。愿人们学得不用暴力而为正义奋战,无论是在国家内部或国际的纷争里,都能把阶级斗争摒之於门外。

  24形成上述危机的第二个因素,乃是经济体系之缺乏效率。这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数方面的人权受到侵犯的结果:私人的积极主动权、财产拥有权以及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权。此外,还应附以文化和国家的幅度:我们不可能单从经济的观点去了解人,也不可能单从阶级分子的角度去给人下定义。若要对人做比较完整的理解,就要把人置诸於其文化领域,透过其语言、历史以及他对生命基本事件,诸如生命的诞生、爱情、工作和死亡所采取的立场而去加以了解。在每一文化的核心处,我们可以看出人对天主,这项最伟大的奥,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基本上是人们面临个人存在的意义这项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一旦这个问题被取销,国家的文化和伦理生活必受腐化。因此之故,维护工作的奋斗,自然而然地便与为文化和国家权利所从事的奋斗,环环相扣。

  然而各项新的发展,其真正的原因,在於由无神主义所造成的心灵上的空虚。数代年轻人因而失去人生的方向。在许多情形下,这也导致他们无法压抑地要去寻觅个人的认同、探究生命的意义,去重新找到本国文化的宗教根源,以及重新发现基督本人,对於人人内心追求美善、真理和生命的渴望而言,乃是一项适切的存在性答覆。那些在困难环境中、身受迫害却对天主保持忠诚的人们,他们的见证也给上述从事追寻的人们,带来一番鼓舞。马克思主义断言,要从人心中拔除人对上主的需要,其结果则已指明:若要成功地这样做,势必会把人心搞得鸡犬不宁,动不安。

  25一九八九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是一个例子,显示协商的意愿和福音的精神,即使面临罔顾道德原则的对手,仍可取得成功。这些事件,对於那些企图藉政治现实主义之名,而将法律与伦理摒於政治领域之外的人们而言,不啻是一种警告。无疑地,导致一九八九年各种变动的奋斗,其中不可或缺的质素是:明确、节制、受苦与牺牲。就相当的意义而言,这种奋斗出於祷告,若非有对掌管人心的天主-历史的主人-所怀的无比信赖,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当人把自己为真理与自由而承担的痛苦,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结合起来的时候,人得以造就和平的奇迹,同时能够明辨出一条往往介乎於儒弱和暴力之间的道路,前者向罪恶低头,而後者则流於与罪恶相搏的幻想,实则使之变本加厉。

  事虽如此,吾人仍不可遗忘个人使用其自由的方式,受到无数的限制。这些限制无疑地会影响到自由,使其行使或多或少显得更为困难;但它们却不能主宰或毁灭自由。人本然是为自由而生,此乃天性;罔顾此一天性,不仅自道德的观点而言是错谬的,即从实际的观点而言,也是不可能办到的。若是一个社会其组成的方式是如此,以致於任意裁减乃至打压合法行使自由的围,结果会使社会生活变得日益解体。以致於日形衰败。

  再者,本为自由而受造的人,身上带有原罪的创伤。人经常受原罪牵引,而趋向罪恶,因而需要救赎。此不仅是基督宗教启示教义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因其有助於我们对人类现实的了解,在阐释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人趋向善,但也能作恶。他能超越摆在眼前的利益,但仍为其所系。一个社会愈能顾及这项事实,而不把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全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反之,却寻求方法使之和谐并立、开花结果,则社会秩序也将益为稳定。事实上,一旦自我利益受到强暴的压制,代之而起的,便是使人不胜其荷的官僚控制体系,创造性和积极自动的源泉,亦随之乾涸。当人们自以为拥有一项秘密,藉此得以建构一个能使罪恶绝迹的完美社会组织时,他们也自以为能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和欺诈,以达目的。如此一来,政治遂一跃而为[世俗的宗教],在於人间建立天堂的幻想下运作。政治性的社会有其自身的律法和自主性(55),其中无一能与天主的国相混淆。福音中莠子参杂在麦子中生长的比喻(参玛十叁:24,30;36-43),对此有所教导:把天国的子民和撒旦的子民隔开,那完全是天主的事;并且这项审判,将在时间终结时进行。因此,若有人预设审判提前於此时此地实施,那麽他便取代了天主的位置,而有违天主的耐性。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举而取得了天国全面的胜利。虽然如此,基督徒的生活仍不免於和诱惑与恶势力相搏。要一直等到历史的终点,主才会在荣耀之中再度来临,施行最後审判(参:玛廿五:31),建立新天新地(参伯後叁:13;默廿一:1)。几时时间尚存,善恶之间的斗争势必延续下去,甚至在人心内也是如此。

  圣经有关天国前景的教导,对於现世社会生活,不无其因果关连。现世生活,顾名思义,属於时间的领域,既不完美、也非永恒,是项意味十足。反之,天主的国,临在於世上,却不属於这个世界。它给人类社会秩序带来光明,而圣宠的能力,则渗透那个秩序并赋与生命。如此一来,人才更能察觉到一个配得上人的社会,该有些什麽条件,偏差之处,便会获得修正,而为善之勇气,也会因而增强。基督徒,尤其是普通信友,与所有善心人士结合在一起,被上主所召唤去完成这项使命:使人类的现实情况为福音所浸透(56)。

  26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主要是发生於东欧和中欧的国家。然而其重要性,却遍及全世界因其正负两面的後果,都与全人类大家庭有关。这些後果,就其性质而言,并非机械式或宿命论的,而是人的自由与天主的仁慈计划,彼此合作的一些大好良机,原来天主是在历史中行动的。

  这些後果中的第一项是:在一些国家中教会与工运有了接触碰头的机会。此项後果是由於基督徒,针对普遍可见的不公道情况,而做出的一种明显的道德反应而造成。约有百年之久,部分工运由马克思主义执其牛耳。此中人们深信,为了有效地与迫害从事斗争,工人阶级必须采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唯物观。

  马克思主义既面临危机,工人天生的良知重新浮现,表达於其对公道和对工作尊严加以承认的要求,这与教会的社会教理互相吻合(57)。工运乃是一项更为广泛的运动之一环。後者系由工人及其他善心人士组成,以谋求人的解放,及对人权的确认为其宗旨。这项运动今日己流传至许多国家,不仅不反对天主教会,而且与之相期许。

  世界上存在着迫害和不公道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原是利用这种情况应运而兴,并藉此而壮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没有消除世上的压迫和不公。对於今日那些寻求新而真正的解放之道的人而言,无论就理论或实践方面,教会不仅提供了一套社会教理,和较具一般性的,有关人在基督内获得救赎的教导,而且也在那些与受苦及边缘化现象相对抗的奋斗中,投入本身的力量并给与实质上的支援。

  不久之前,许多基督徒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寻觅一条能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相调和的道路。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们这样做,是出於一种真诚的渴望: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而又不自绝於历史的途径。

  经历了这些有如昙花一现的试之後,目前的环境,正促使人们去重新肯定一门真正讨论人的整体解放的神学,有其积极的意义(58)。由此观之,可以证实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对於正在寻找其发展途径的第叁世界国家而言,有其重要性,一如它们之於中欧和东欧诸国。

  27第二项後果则关乎欧洲人民本身。在共产主义当家或其前之年代,曾造成了许多不公的情况:个人的、社会的、区域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积累了不少仇恨与恶感。昔日的奋斗,其灵感得自於人们有意识地拼命想去为真理作证。如今独裁政权一一崩溃之後,倘若这种为真理作证的热忱有所减退,人们的道德承诺有所放松,那麽上述情绪便有可能再度爆发,引起严重的冲突,造成巨大的伤亡,此乃一项真实的危险。希望仇恨和暴力不致在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为正义而奋斗者的心申,跃居上风。也希望人人都在和平和宽恕的精神方面,有所成长。

  目前所需的,是一些具体的步骤,用以建立或巩固国际组织的结构,俾能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通过适当的仲裁而加以干预,而进一步使得每一个国家都能一面维护自身的权利,同时又能在顾及他国权利的情形下,达成协议与和平解决方案。这点就欧洲诸国而言,由於共同文化及悠久历史的紧密连系,尤为重要。长期以来,不仅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受到扭曲,而且经济生活上最起码的操守,诸如真诚不欺,信任可靠以及勤劳工作,也遭毁谤。人们由於经历长期的匮乏以致精疲力竭,一无所有。他们不但要求政府在物质利益方面,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而且也要能恰当地满足他们合法的愿望。事虽如此,仍旧需有耐心来进行物质和伦理方面的重建工作。

  马克思主义之倾覆,对地球之分割为各自封闭、而又彼此嫉妒竞争的不同世界,自有其重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各民族互相依存的现实,同时也凸显了这项事实:人类工作的本性,是为团结人民而非令其分裂。事实上,和平与繁荣乃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产。倘若为了获得这两者,而去损害其他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不论那是侵犯人家的权利,或是把人拒之於幸福的源泉之外,我们便不可能适当而长久地享2有这项财富。

  28就某一意义而言,对於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说,真正的战後时期,方才开始。直到目前其所采行的经济体系是集体式的。现在要进行一项彻底的经济重整,其中所包含的问题与牺牲,可比之於西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从事复原重建时,所面临的情况。昔日的共产主义国家,在目前困难的情形下,应当由其他各国联合起来共同给予支持,这样做是对的。显然,那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自己应当肩负起主要的责任。不过也应给予他们合理的机会,才能达到目标,倘若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便不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再者,各个从前是共产党的国家,目前的情况显得困难而匮乏,这是历史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这些国家往往沦为行动的对象而非行动的主体。因而他们发现目前所处的情况,实非出於自由的选择或是自己所造成的某些错误,而是历史的悲剧所造成的後果。这些以暴力的方式强加於他们的事件,使得他们无从踏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

  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援助,实属一种公义上的债务。欧洲各国,原是那部历史的一部分,且对该历史的形成,负有责任。不过,这也符合欧洲整体的利益与福祉。这是因为如果往日所造成的各种冲突,竟由於经济失序、精神不满和自暴自弃而变得更为激化的话,欧洲将不得安享太平。

  不过,上述这种需要,不当导致为帮助和扶持第叁世界国家而做的努力,有所削弱,这些国家往往为更严重的贫困状况所折磨(59)。此中所需要的,是一项特殊的努力,藉以动员全球并不匮乏的资源,来从事经济建设和共同的发展。同时,要重新订定价值体系,清价值优先秩序,并据此而做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决策。若把由於东西冲突对峙而建构起来的庞然军事机器,予以解除武装,便能提供巨大的资源以为所用。尤有进者,如果能建立起一套可靠的程序,以之代替战争来解决冲突,并因此而能把裁军和武器管制的原则推广,再加上第叁世界国家间,如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打击军火交易的话,则这些资源将更为丰富(60)。此外,比一切都更要紧的,是要摒弃把穷人-不论其为个人或一群人民-当做一项负担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把穷人当做一群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企图享用别人生产的成果。事实上,穷人所要求的,不过是分享享用物品的权利,以及善用其工作能力的权利,这样才能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更合乎正义而又繁荣的世界。穷人得以抬头是整个人类在伦理、文化甚至经济上成长的一个大好良机。

  29最後,对於发展不能只从经济,而应以全副人性的观点去加以了解(61)。换言之,问题不只在於把所有人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国家所享有的水准,而在於经由携手耕耘,共同缔造一个更适於人的生活,同时也在於提升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创造力,以及他因应个人的天赋,去回应上主召唤的能力。发展的颠峰是人寻找、认识天主,并依此知识而生活的权利和责任(62)。在极权和威权政府所形成的政权下,权力主宰理性的原则被推行到极点。人被迫去接受那强加於他的现实观念,而非出於理性和自由选择。这个原则必需加以推翻,而人类良心的权利必需受到全面的承认。人的良心只受自然真理和启示真理两者的约束。对於此等权利的承认,实为每一个享有真正自由的政治秩序的首要基础(63)。重新肯定後面此一原则是一件重要的事,之所以如此,有下列若干原因:

  一、因为旧形式的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尚未完全消声匿迹,事实上,反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这要求所有各国重新努力合作与团结;

  二、因为在已开发国家中,有时过於提倡纯粹功利的价值,投合人们即时满足的倾向与胃口,使得人们难以认可、并尊重人生在世的真正价值体系;

  叁、因为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新形式的宗教基要派。此派人士秘密甚或公然地拒绝让信奉非大多数人所奉之信仰的国民,享有完整的宗教和公民权利。并且还阻止他们参与文化的过程,限制教会宣讲福音的权利,也限制听众接受宣讲以及皈依基督的权利。需知认识真理并依此真理而生活,乃是人天生而基本的权利。设若这项权利不受尊重,则焉有真正的进步可言?这项权利的行使及其发展,包括发现、并自由地接受耶稣基督的权利。原来他才是人真正的好处(64)。

  第四章私有财产与物质财富的普遍目的

  30良十叁世在[新事]通谕中,强烈肯定私有财产权的自然属性,并引用各种论证,反对其时的社会主义(65)。这项权利对人的自主性和发展而言,乃是基本的条件,是教会从古至今所捍卫的对象。同时,根据教会的报导:物质财富的拥有,并非一项绝对的权利,而其限制,也就铭刻於其做为一项人权的本质内。

  教宗宣告私有财产权的同时,也同样清晰地肯定:财富的[使用],虽有其自由,但就其为受造之财物而言,应从属於其原有之共同目的,且从属於福音中所表达的耶稣的意愿。教宗良如此写道:[那些发财致富的人受到训戒¨¨当他们听见耶稣的警告时,应该不寒而栗¨¨他们必须就如何使用其拥有的一切,向最高的审判者,提出要求极为严格的帐目];教宗复引用圣多玛斯而言道:[若问:人当如何运用其所有?教会毫不犹疑地回答说:人不应视其所拥有的物品为其个人所有,而为人人所共有…….],因为[在人间的一切律法和审判之上,另有律法-基督的审判](66)。

  良十叁的数位继任者,曾经重复这项双重的肯定:私人所有权之必要性与因此而来的合法性,以及加诸其上的限制(67)。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他类似地重申传统的教理,其言词值得我们不厌其烦地在此重复:[当我们使用合法所拥有的身外之物时,不应将其视为只属於自己所专有,而应视其为公有的,意即这些财物不仅能加惠於物主,也能惠及他人];稍後,又这麽说:[私有财产或外在之物的拥有,为每个人提供个人和其家庭自主的领域,故应被视为一项人性自由的延伸……私有财产就其本质而言,具有社会的功能,这点是奠基於财物之共同目的这条法律上](68)。我首先曾在布艾伯拉举行的第叁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其後又在[工作]和[社会事务关怀]两道通谕中提到同一的教理(69)。

  31此时重读上述有关财产权与物质财富的共同目的这项教导,而将其引用於今时今日,人们能提出这样的质疑:究竟这延续人类生命、满足其需要,而又做为其权利之对象的物质财富,其起源为何。

  一切美好之物的本源,皆来自上主的动作。是它创造了天地,并把地上的一切都交给了人,使人藉工作而能统治大地,并享受其产物(创一:28)。天主把大地给与全人类,以供人人维生之用,既不排斥、也不偏爱任何人,是乃世上财物之普遍目的之基础。大地因其出产丰富且能满足人的诸多需要,乃是天主给人维持生命的第一件礼物。然而,若人对天主的礼物没有作出一种特殊的回应-人的工作-大地便无收获可言。人透过工作,运用其聪明、行使其自由,而能成功地治理大地,使之成为适於人居的家园。如此人把大地的一部分,正是那由工作而取得的部分,变成是他自己的。这便是个人财产的起源。显然,人也有责任不去妨碍他人取得那份属於他的天主的礼物。的确,人必须与他人合作,如此大家一起,才能治理大地。

  历史上,工作和土地这两项因素,都出现於每个社会开始的时候。不过两者之间并非经常保持同样的关系。有一个时候,大地的天然果实不仅看来是,而且事实上也是财富的首要因素,至於工作,其时只居於支持相辅助的地位。在今日的时代,人的工作,就其做为一项创造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生产因素而言,其所扮演的角色,日益显得重要。再者,一个人的工作,如何自然地与他人的工作彼此相关,这点也越来越显得清楚。较诸往昔任何一个时候,今日的时代,工作更是[与他人一同工作],以及[为他人而工作]:为别的什麽人做点什麽事,就是这麽回事。人们越了解大地的生产潜能,对那些服务的对象的需要越有深刻的认知,其工作也愈有成果,收获愈丰富。

  32另有一种所有权的形式:科技、技艺和专技知识的拥有,其重要性不在土地之下。这种情形,尤以今日为然。工业化国家的财富,基於这类事物的所有权,远甚其之基於自然资源。

  上文刚刚提过,人们与他人一起工作,有份於[工作的团体],而这团体所怀抱的圈子,也日益广阔。通常,一个人生产出一些并非供已所用的东西,其用意在於让他人以公道的价钱买去用。这价格是经过自由议价而彼此同意的,正是这种能预见别人的需要的能力,以及能最有效地去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因素的组合,构成现代社会的另一项财源。再者,许多物品是无法靠个人在隔绝的环境中工作,而恰当地去生产的。它们需要许多人为共同的目标工作,才能完成。举凡组织这麽一股生产的力量,策划其作业的期间、确保其能积极地配合必须满足的需求,以及冒必要的风险-这一切在今日的社会中也都是一项财富之源。如此一来,既有纪律又有创造性的人的工作,以及做为那工作一项重要部分之企业头脑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愈来愈凸显,并且愈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70)。

  这种过程给有关人的真理,投下实用的光明。此项真理一向是基督宗教所肯定的。因而我们要以审慎和赞许的态度来看待这项过程。的确,除了大地以外,人主要的资源便是他自己。人的智能使他能发现大地的生产潜能,也让他发现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可以用来满足人的需要。正是他那其有纪律的工作,在与他人密切合作时,使得日益扩充的工作团体能够建立起来,并且能藉着这些工作的团体,去改变自然和人为的环境。此项过程与诸多重要的美德有关:譬如勤劳、奋勉、冒合理的风险时的明智、人际关系中的忠实、可靠,以及有勇气为了一项业务的全盘运转,和为了应付可能的挫折,而去贯彻一些虽是困难、痛苦,可是却是必须做的决定。

  现代的商业经济也有其可取之处。其基础在於人的自由。在经济领域中的使用这项自由一如在其他方面一般。的确,经济活动只不过是人类千百活动中的一门,和其他方面一般,它包括行使自由的权利,以及以负责的态度去行使自由的义务。不过现代社会的趋势和过去、甚至最近的过去之趋势,两者之间,有其特别的差异之处。对此有所知晓,事关紧要。过去有一个时候,土地是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日後则为资本所取代(此处吾人对资本的了解是:各种生产工具的总复合体)。今日这项决定性的因素则越来越是人本身:那就是他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建造互相关连而又结构紧密的组织之才干以及他那般觉察别人的需要、而又去想法满足那些需要的能力。

  33事虽如此,与这样的过程相连的一些冒险和问题,也该指出来谈谈。事实上,有许多人缺乏条件,使得他们无法在一个真是以工作为中心的生产系统里,取得一席之地,而以有效和合乎人性尊严的方式去参与。或许这样的人在今日的社会里是多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获得基本的知识,藉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潜能。他们也无门路可供其进入知识和信息互通的网络,使其才华资质为人所用与赏识。如此一来,他们不是遭受实质上的剥削,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里,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上;对这些人而言,经济发展即使实质上不是使得那本就狭窄的传统自足经济领域,更形缩水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掠空而过的事(毫无实质效益可言-译者按)。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和新产品竞争对抗,因为他们习惯了昔日那种以传统式的组织去应对人们需要的做法,如今这些需要由新产品来提供适切的满足。对於他们,使人眼花撩乱的富裕生活,虽然遥不可及,却颇具诱惑力,同时又出於无奈,这些人便拥挤在第叁世界的城市里。在那儿,他们往往找不到文化的根,置身於动不确定的境况中,无从融入城市的社会里。这些人的尊严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方式的承认,有时甚至有人相反人性尊严,企图以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手段,来把他们从历史中除去。

  有许多其他的人,虽末被完全推挤到社会的边缘,却处於一种挣扎以期勉强可以糊口为其上限的情况中。在这些情况中,最早期的资本主义的行事法则仍然畅行无阻。其[残忍无情]的程度,不下於初期工业化中最黑暗的时刻]。在其他的情况中,土地仍在经济过程中,居於中心的地位。不过耕者并不拥有土地,因而沦落到一种类似奴隶的地步(71)。就此等情况而论,一如[新事]通谕的时代,我们今日仍有可能言及不人道的剥削。尽管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资本主义在人道方面的不足之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人们为事物所宰制,两者仍然历历在目。事实上,对穷人而言,物质方面本来就够贫乏,如今复加上知识和训练方面的欠缺,这使得他们无从逃避卑恭屈膝、逆来顺受之命运。

  不幸的是第叁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们仍处於上述状况中。不过若把这里所谓[世界]了解成一个纯地理名词,那将是一项错误。在那个世界里,其中有些地区和社会领域已经订出发展计划,其所集中运用的,与其说是可供使用的物质资源,还不如说是[人力资源]。

  近年来,甚至有过一种论调,认为若把最贫穷的国家与世界市场隔绝,而令其自食其力,那麽这些国家便可发展。近来的经验却显示,采行这一发展途径的国家,都不免经济萧条与後退。至於取得发展的国家,则是那些能成功地参与国际上,一般而言,互相都有关系的经济活动的国家。由此观之,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在於能否获得公平的机会,加入国际市场,这样的机会,不是基於以剥削那些贫困国家的资源为本的一项单方的原则,而是基於人力资源的适当运用(72)。

  然而话说回来,发生在第叁世界的典型现象,也出现於已开发国家。其中由於生产和消费的方法不断有所演变,使得人所学来的技巧和专业知识与技术,因而贬值,以致於不能不经常重新加以训练,并力求赶上时代。那些无法跟上时代脚步的人,容易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这种遭遇也同样降临到老人身上,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找到一席之地的年轻人,以及总的来说,最为脆弱的人,或那些身为所谓第四世界之一部分的人。至於妇女在这些景况中的处境,也好不到那里去。

  34乍看之下,无论就个别的国家或国际关系而言,为了资源的运用,以及有效地满足需求,自由市场似乎是一项最具效率的工具。不过这只对[有偿付能力]的需要,和[可卖出的]资源而言,才是真实的。前者是就其具有购买的能力,而後者则就其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售价而言。只是天底下还有很多人性方面的需要,在市场上无其容身之地。需知,吾人不当让人起码的需要不得满足,也不该让因此等需要不得满足而为饥渴所逼的人,因此而丧生。这是一项事关正义和真理的严格责任。此外,也有必要去帮助在这方面有需要的人,去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协助他们加入交易的圈子,发展其技能,使其资源和才能得以获得充分的利用。较诸物品公平交易的逻辑,以及在这方面种种不同的合乎公道的作法,有一项更为基本且先其存在的原则:人,由於其崇高的尊严,有些东西应归於他。与这要求[有些东西]者不可分割的,乃是生存的可能性,并同时对人类共同的福利从事积极贡献的可能性。

  在第叁世界的背景里,[新事]通谕所标榜的若干目标仍属有效。而在某些情况中,若欲避免把人的存在与其工作沦为只是商品的话,仍有待这些目标的达成。此等目标包括:足够的工资以维持家计,老年与失业的社会保险,对工作环境的适当保护。

  35此处为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提供了围广阔的机会,让其能以正义之名献身,并一显身手。这些组织捍卫工人们做为一个人应享的权益,同时也扮演一项至关紧要的文化角色,使得工人们能够更圆满而体面地去参与国家的生活,并帮助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迈进。

  在此意义之下,若是一个经济体系被人看成是一种方法,藉以坚持资本基於绝对优先的地位,又藉以坚持土地和生产工具之拥有,以致於凌驾於人类工作所其有的自由和个人的天性之上,而此时若有人论及为对抗这个经济体系而奋斗,其中亦自有道理(73)。在从事对抗这经济体系的奋斗中,人们想代之以行的,倒不是社会主义体系,事实上,这体系最後竟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反之,人们的选择在於一个自由工作、企业和参与的社会。这种社会并不反对市场,而是要求市场由社会力量和国家来加以适当的管制,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基本需要都能获得满足。

  衡量一项事业,是否经营得当,利润是一项指标。教会承认这是利润所扮演的合法角色。当一个公司赚了一笔钱,这表示生产因素被善加运用,人们相关方面的需要获得适当的满足。不过,收益也并非一家公司情况的惟一指标。有可能财务收支报表显示一切正常,可是构成公司最重要资产的人员,却遭受羞辱,其尊严受到侵犯。这不仅在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最终也会对公司的经济效益,发生不良的反弹。事实上,对一个商业机构而言,其目的并不单单在於赚钱,而是在於其做为由人组成的团体这个存在本身。这些人致力於满足其基本的需要,同时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为整个社会服务。盈利是一个公司生命的调节器,但并非惟一的调节器;其他伦理和人方面的因素,也必须纳入考虑。且就长期而论,这些因素对於一个公司的生命,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上面我们已经看出:若谓[实在社会主义]挫败之後,资本主义一跃而为仅存之经济组织模式,这种说法,实不可取。我们需要打破使得那麽多的国家沦於发展边缘的独占和重重障碍。也需要给个人和国家提供起码的条件,使其能参与、分享发展。这个目标要整个国际团体定出计划,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去下功夫,才能完成。国力较强的国家,应当给较弱的国家提供一些机会,使其能在国际生活取得一席之地。而後者也必须以各种方法,去学习如何能善用这些机会:做出必要的努力和牺牲,确保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和对更为美好的前景的信念、改善工人的技巧、以及训练够资格而有责任感的商业领袖(74)

  目前在这些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正受制於一项棘手问题的影响.。这就是较为贫穷的国家所欠下的外债。债务必须偿还的原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如果对方为了还债而在政治上有一种非出於心甘情愿的选择,以致导致全体人民陷於饥饿和绝望的境地,这时仍然要求或指望对方还债,那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期望人们以不能忍受的牺牲为代价,来偿还所欠下的债务。在这类情况中,必须找到一些方法以减轻、延期、甚或取消债务,如此才不与人们发展和维持生命的基本权利相左。事实上,这种做法正在局部进行。

  36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较为先进的经济,看看其中所出现的一些与其具体特徵有关的特殊问题和威胁。这样做将会有所助益。原来,人在发展初期,经常生活於必然性的重担下。他的需求不多,而且在某一程度里,这些需求被组成他身体的客观结构所决定。其经济活动以满足这些需要为其所宗。显然,今日问题已不仅在於提供人们足量的物品,而且也在於如何满足品质方面的需求:生产和消费品的质地、供人享用的服务之品质、环境和生命整体的素质等等。

  要人们有一个在质方面更能令人满意的存在,这个呼吁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们却不能不留意到,与今日这个时期的历史相连的责任与危险。一种新的需要,其出现和被界定的方式,经常标志着人们对於人和其真正的福利,具有多少恰当的观念。一个特定的文化,其对生命的整体观,则通过它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所采取的种种选择,而表露无遗。此处我们眼前浮起消费主义的现象。在挑选新的需要及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方法时,应由一幅人的总图像来做指南。这幅图像要能尊重人存在的每一幅度,同时将人的物质与本能的幅度,置诸於其内在与精神的幅度之下。设若人反之而行,直接诉诸於人的本能,而以种种方式,忽视人是自由而有才智的这番现实,那麽便会造出消费主义的态度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在客观上不妥当,而且往往有害於人身心的健康。一个经济体系,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具备一些规格,使人能藉之以正确地分清,那些是新而更为高尚的满足人性需要的方式,而那些则是对成熟人格的培育,具有阻碍的人为新需要。因而我们急需大量的教育与文化工作,包括对消费者的教育,使其能以负责的态度,去行使其选择的权力;强烈责任感的培养,其对象为生产者,尤其是大众传播从业人员:以及由公共当局所采取的必要的干预措施。

  有许多违反健康及人性尊严,而且确是难以管制的人为消费,其中一项惊人的例子便是吸食药物。毒品的滥是社会系统机能,严重故障的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的需求的一种唯物的、且就一定意义而言,具有破坏性的[理解]。如此一来,自由经济的创新能力,便被领到一项片面而有欠妥当的结论上去。毒品、黄色书刊、以及其他种种利用弱者脆弱意志的消费主义产物,往往被用来填补心灵的空虚。

  人想活得更好些,这并没有什麽差错;错处在於一种名为更好,实际上却是把人导向[拥有]而非[存有]的生活方式。这类生活方式所追寻的,是更多的拥有,其用意不在於使人生更为充实,而在於把享乐作为目的,并把生命消耗於其中(75)。因此,有必要创造一些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在采用这些生活方式时,能以追求真、善、美,以及为共同的成长而与他人共融,来做为决定消费选择、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在这方面,事情的围,不仅是爱人的责任而已,即从自己的[富裕]中去给与的责任,而且有时也包括付出自己之所需,而帮助穷人获得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此处我所指的是这个事实:投资於甲地或乙方,在这个部门或那个部门,连做这样的决定,永远都是一种伦理和文化的抉择。

  目前若干经济方面的条件和政治上的稳定,乃是绝对必要的,在此情况下,投资的决策,换言之,即是给人提供善用其劳力的决策之好坏,也要看人是否怀有同情心,和对上主所作的安排是否怀有信赖之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决策者本人的人性素质。

  37同样值得我人引以为忧的,是伴随消费主义而来,同时又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问题。在想要拥有与享乐,而非想追求存有与成长的欲望之驱使下,人以过份而纷乱的方式去消耗大地的资源和自己的生命。对自然环境无情的破坏,其根源实出於一项人类学方面的错误。不幸这项错误,在今日甚为普遍。原来人透过工作发现自已有转变、甚且就某一意义说,有创造世界的能力,而他在这项过程中,竟然忘记了他之所以能如此,始终是基於天主原先给予现存事物的恩赐。因而人自以为可以任意将大地为其所用,任凭其支配而不受拘束,就如同大地并不具备本身的需求,以及天主事先赋与它的目的一般。人对这两者确实只能去加以发展,但却不可与之背道而驰。如此一来,人就没有实现他在创造的工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天主的合作者,代之而来的,却是人取代了天主,结果引发大自然的反叛,因为人施之於大自然的,与其说是治理,不如说是暴政(76)。

  上述种种,首先可见人的展望之贫乏或狭窄,其动机在於拥有事物之欲望,而不想在与事物的关系中寻找真理。既然缺乏惊叹存有与美善时,油然而生的那种无所求、不自私与审美的态度,也就无从由可见的事物中,得见那来自不可见的造物主的信息,在这方面,今日的人类务必就他们对後代的责任与义务,有所觉醒。

  38自然环境遭受无理的破坏,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一提对人类环境所有的摧残,後者更为严重,而且绝然未受到应有的注意。人们处心积虑如何去保存那些频临绝种的动物之自然习性,此一做法是正确的,虽然远非足够。人们之所以这麽做,是因为他们理解到,每种生物之於整个大自然的平衡,都有其特殊的贡献。然而,对於维护一项真正的[人类生态]所需的伦理条件,人们所下的功夫,实在太少。天主把大地赐给人,人必须对这项赠与原先美好的用意,抱着尊重之心而去使用之。不仅如此,人也是天主给人的礼物。因而他也必须尊重天赋的自然和伦理的结构。在此背景中,我们应该一提现代都市化的一些严重问题,有关人如何去生活的都市计划的需要,以及人们对於工作的[社会环境]应有的注意。

  人由上主那里领受其必要的尊严,以及伴之而来的一种能力,使他得以超越任何社会秩序而趋向真理和美善。不过也受到若干因素之局限:他生活於其中的社会结构,所受的教育以及周遭的环境。此等因素能帮助、也能阻碍他去按真理而生活。人的环境由决策所造成,这些决策能产生特定的罪恶结构,这结构转而妨碍那些无论以何种方式受其压迫的人,获得完全的自我实现。摧毁这类结构并代之以较为真实的社团生活方式,是一项需要勇气与耐心的工作(77)。

  39[人类生态]首要而又基本的架构乃是家庭。在其中人领受其有关真理和美善的启蒙观念,学到爱和被爱的真谛,并因而学得人之为人,实际上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此处我们所指的是以婚姻为其基础的家庭。在其中夫妻双方彼此的自我赠与,造成一种环境,使得子女能来到人间,并使其各种潜能获得发展,晓得他们的尊严,并准备面对自己个别而独特的前程。可惜事有蹊跷,人们时常在创造适当的环境,以传衍後代这件事上,被泼冷水;而另一方面,反而备受指引,把自己及其生命,当做是一系列的官能感受,有待经验一番,而不将其视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作品。这样便造成缺乏自由的结果,使得一个人拒绝投身进入一项与他人间的稳定关系,从而把孩子带到世上来。自由的缺乏,也导致人把孩子视为许多[事物]中的一件,和其他可能性相争宠,随大人之爱恶而取舍。

  我们有必要回首,视家庭为生命的神圣殿堂。家庭的确是神圣的,在这里人能妥善的欢迎生命-天主的恩赐,并保护它不受周遭许多事物的侵害,并且能使它按真正成长所需的条件而发展。在人们面临所谓死亡的文化之际,家庭则构成生命文化的核心。

  人的聪明才智,似乎更多地被用於限制、压抑和破坏生命之源泉,包括采用今日不幸甚为普遍的堕胎手段。而较少被用於保护和开展生命的契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谴责过有系统的反对生育运动。这个运动原是基於一项对人口问题的曲解,同时在一种所谓[对有关方面的自由抉择,绝对缺乏尊重]的气候之下,往往把[有关方面]置於[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下¨¨为使他们屈服於这项新式的压迫](78)。由於新技术的运用,这些政策正在扩展其行动的领域,甚至达到毒杀数以百万计,无以自卫的人的地步,有如一种[化学武器战争]般。

  以上批评所反对的:与其说是种经济体系,不如说是一种伦埋和文化体系。事实上,经济只不过是人整个活动之中的一环而已。若是人们将经济生活加以绝对化,把物品的产销,当做社会生活的重心,和惟一的价值,而不受其他价值之统御,其原因寓於经济体系本身者少,而居於整个社会文化系统者多。後者由於其伦理和宗教的层面受到忽视而体质变弱,卒至将其生命局限於只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的围而已(79)。

  以上所言,可重复一言以蔽之:经济上的自由,只不过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幅度。一旦经济自由变得独立自主,人越来越被当作物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忘了他原是为了生活,才去生产和消费的主体,这样一来,经济自由便与人之为人脱节,终不免压迫人并使人异化(或谓:疏离化-译者)(80)。

  40保存、护卫公共福利,诸如自然和人为环境,乃是国家的任务,非仅凭市场力量所能奏其功。一如在原始资本主义的时期,国家有责任保卫工人的基本权利,同样,现今在新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社会整体,也有责任护卫那些集体福利-这些福利和其他因素一般,构成个人合法追求其目标的必要框架。

  此处,我们发现市场的一项新局限:有些集体和素质方面的需要,无从由市场机制来予以满足。有些人性重要的需求,超越市场逻辑的畴。有些福利,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也不该加以买卖。当然,市场机制也有其可靠的优长:有助於更佳地运用资源;促进产品的交换;以及最为重要者,把一个人的欲望及偏好置於中心的位置,而载之於合同,同时也满足他人的欲望及其偏好。然则这些机制带有一项以市场为对象的[偶像崇拜]的,危险,其中忽略了某些物品的存在,此等物品,按其本质而言并非商品,并且也不能仅视之为商品。

  41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抨击它把人的存在加以异化和商业化。这项谴责诚然是基於一项错谬而又有欠妥当的异化观念,其由来则完全仅得自於生产和所有权的关系,换言之,即把此等关系予以唯物主义的基础,而否认市场关系在其本身的领域里,具有合法而正面的价值。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终於认定人的异化现象,只有在集体的社会里才能被消除。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却悲哀地证明了集体主义,不仅不能消除异化,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并且还添加了基本必须品的匮乏,和经济上的缺乏效益。

  至於西方的历史经验则指明: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及其对异化的理解基础是错谬的,然而异化现象乃至於人丧失了生命的真实意义,也是西方社会的一项现实。此可见於消费主义,当人们陷身於虚假与肤浅满足感的罗网,而得不到帮助,以真实而具体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人性的时候。异化现象也可见於工作,就是当工作的组成,是以确保最大回报及利益为指标,而不管工人经由自己的劳动,在为人方面,到底是成长了,还是萎缩了的时候。此项为人方面的成长,有赖於在一个真正能彼此支持的团体中,增加其分享和参与的程度,而其萎缩,则出於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日益增加的隔绝孤立。这样的人际关系,以疏远及其有破坏性的竞争为其标志,生活在其中的人,被当成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来看待。

  承认了在异化现象中,存在着一项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的情况,我们便需回到基督徒面对现实的眼光与胸怀,来审视异化的观念。当人不承认在自己及他人身上,所具有的人性价值与光荣时,实际上,他便使得自己无从获益於其人性,也取消了他与他人进入团结与共融关系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的实现,本是天主造人之用意所在。的确,人只有自由地把自己做为一项礼物奉献出来,才能真正地找到自己(81)。这般交付之成为可能,乃在於人本质上具有[超越的能力]。人是不能把自己交付给一项纯粹出自人手的现实构想,也不能交付给一个抽象的理想,或是一种虚幻不实的乌托邦。做为一个人,他却能把自己交托给另外一个人,或其他多数的人,乃至於天主-他的创造者,只有他才能全然接纳他的献礼(82)。人的异化,在於他拒绝自我超越,拒绝去体验自我给与的生活,去在生活的经验里,形成一个朝向天主-其最後目的之团体:一个真正属於人的团体。社会之异化则在於社会组织、生产和消费的形式,使得人们更难於从事自我给与,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剥削的问题-至少像卡尔马克思所分析和描述的那些形式的剥削,已为西方社会所克服。不过,异化现象则尚未被克服,仍存在於种种不同形式的剥削中:人们彼此利用,寻求以更精巧讲究的方式,来满足个人次要的需求,同时却忽略了主要而真正的需要,後者本来也应规人们用来满足他人需要的方式(83)。要是一个人关怀的对象,只在或首要在於拥有及享乐方面,不再能控制某本能和情欲,或不再能以顺服真理来驾御它们,他便不再能自由地生活。因为顺服有关天主和人的真理,乃是构成自由的第一条件,有此,人才有可能使得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中规中矩,并且按照正确的价值秩序来选择满足它们的方法,这样,事物的拥有也才能成为成长的机会。这项成长却能由於受大众传播操纵的结果而遭受阻碍。原来大众传播,以经由精心编制之重复技巧来塑造、灌输时髦和流行的意见为其能事,令人无从以批判性的态度,去细察此等时髦和意见之潮流,到底有什麽思想的前提来做依据。

  42如今让我们回到最初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否这麽说,现在共产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一跃而登上了胜利的宝座,成了凯旋的社会体系,而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应做为正在努力重建其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国家所向往的目标0-对於第叁世界那些正在探寻一条走向真正经济和公民生活进步途径的一些国家,这是否是应当标榜的模式?

  答案显然是复杂的。若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经济体系,其中承认商业有基本而正面的角色,承认市场、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於生产工具应负的责任,也承认在经济领域中,人的自由活动,如此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若称之为[商业经济]、[市场经济]或乾脆称其为[自由经济]似乎更为恰当。然而若以[资本主义]为一种经济体系,其中属於经济领域的自由,并不受一项有力的司法框架来予以规,使其成为整体自由之一环,而服役於这以伦理和宗教事理为其核心的整体自由。那麽答案当然也就是否定的了。

  马克思主义者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失败了,不过,剥削和边缘化的现象,仍存留在这个世界,尤其是第叁世界中。同样,人的异化现象也仍旧存留於世界,尤其在更为先进的国家之中。针对这些现实界的现象,教会大声急呼。广大的群众依然生活於高度的物质和道德贫穷中。共产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崩溃,确实是除去了一项障碍,使人能以恰当而又脚踏实地的方式,去面对上述这些问题,然而却末足以提供解决之道。的确有一种危险:就是极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会蔓延开来,甚至拒绝去考虑这些问题,而做其先存的信念,认为任何想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之道的试,皆难免失败一途,因而只好盲目地把希望寄托在市场力量,听任其自由发展。

  43教会并没有什麽模式可以提供。不同的历史环境自有其框架,而真实有效的模式,也只能出於此。这是要大家能负责任地去面对具体的问题,就其彼此交相作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幅度而予以应对,由此努力而得来(84)。教会给这项任务提供了她的社会教导,做为一项理想而不可或缺的指向。一如上文所言,这项教导承认企业和市场的正面价值。不过同时也指出,有需要将企业和市场导向公共福利。此外,工人为使其尊严获得全面的尊重,以及在工业企业的生活中,为求取广的参与,为这两个目的所从事的努力,其合法性也为教会训导所承认,如此,在某种意义之下,他们才能一面与他人合作,并在其指导之下,透过运用自己的自由和才智,而[为他们自己工作](85)。

  透过工作来从事人全面整合的发展,虽然有可能会削弱已经稳固了的权力结构,不仅不曾阻碍、反而能促进工作本身的效率和生产力。一个事业机构不能仅仅被视作[资本财物社会],它也是一个[人员社会]。其中人人以不同的方式去参与,并且负有特定的职责,或是给公司的活动提供所需的资金,或以本身的劳动参与这些活动。为达到这些目标,仍需有一连系广泛的工人运动。

  我们在今日[新事物]的前提下,去重温个人或私有财产与物质财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人类靠着使用自已的才智和自由而完成自我。在这过程中,他把世上的事物,当做客体和工具来加以利用,并将之变为已有。个人主动权以及所有权,其基础乃寓於是项活动。人透过工作而献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着别人,并且和他人相与共。每个人都参与他人的工作,为他人的益处而与之合作。人工作,为的是给自己的家人,他所属的社团、国家乃至全人类,提供其所需(86)。此外,他不仅与同事,而且也与其供应商,乃至於产品的顾客,合作共事,形成一条渐进扩张的团结之锁链。生产工具之所有权,无论其为工业或农业方面的,只要是有利於有用的工作,便是合乎公道而又合法的。若是存而不用,或一旦被用来阻碍他人的工作,以求在社会财富和工作两者全面扩张之外,去藉着打压它们,投机取巧或解散工人中的团结等手段而获利的话,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便成为非法(87)。这样的拥有权缺乏依据,在天主和人的眼前,实为一项流弊。

  人有义务自食其力,这项义务也假定了人工作的权利。若是一个社会,其中这项权利有系统地受到否定,其经济政策不容许工人的就业水平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种社会从伦理的观点而言,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也不会有社会的安宁(88)。就如一个人是在自由地自我给与中,获得完满的自我实现一般,所有权的伦理依据也在於:适时而合宜地给所有的人,创造工作的机会,并提供人性成长的机会。

  第五章国家与文化

  44教宗良十叁世觉察到,若要使人不可或缺的灵性与现世的活动,获得保证,使其能正常发展,则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国家理论(89)。职是之故,他在[新事]通谕中,有一段提出按立法、行政和司法叁权来组织社会,这在当时,可谓为教会的教导创下一项新猷(90)。这项叁权分立的秩序,反映着对人的社会性,有一种踏实的观点,即是需要一个能保护众人自由约法制。为达此目的,较佳的途径是每项权力,都由其他权力和职责来加以制衡,使各自在适当的围内运作。这是[法治]的原则,其中最高的权威是法律,而非任何个人为所欲为的意志。

  这项观念在近代遭受极权主义的反对。马列形式的极权主义认为有些人,由於其对社会发展之规律有较深的认知,或是由於其属於某一特殊阶级,甚或由於其与集体意识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得以免除错误,因而能一手独揽绝对的权力,供其使用。此外必须一提的是:极权主义乃出於对客观真理之否认。人本是由於顺服超越的真理,而获得完全的自我认同,如今这项真理一经否认而荡然无存,便不再有确实可靠的原则,来保障人和人之间正当合理的关系。如此一来,一个阶级、群体、甚或国家的自我利益,终於难免成为彼此互相敌对的肇因。人若不承认超越的真理,权力即取而代之。於是,每个人便会倾向於无所不用其极,为使其自身的旨趣或意见能以得逞,完全忽略别人的权利。如此一来,人受尊重之围,也仅及於他能被利用来满足他人私利之处。所以现代极权主义,其根源在於否定人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尊严。原来,人是无形天主的有形肖像,以其本性而言,乃是权利的主体。没有任何人,不论其为个人、群体、国家或政府,可以侵犯这些权利。甚至社会中的多数也不得藉反对少数、或藉孤立、压迫、剥削或试图消灭之,来侵犯这些权利(91)。

  45极权主义文化及其实践,也不免排斥教会。一个宣称能把历史导向完美境地,而又把自己高抬到一切价值之上的政府与政党,无法容忍人们在掌权者的意志之外,还去肯定一项所谓善与恶的客观标准。其中的道理甚为简单:这样的标准可能被用来审断他们的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麽极权主义会企图摧毁教会,或者起码使教会屈居顺服的地位,使她沦为统治者意识形态机器中的一项工具(92)。

  再者,极权政府倾向於把国家、社会、家庭、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身,一并吸收而纳入其本身。人该听天主的命,胜於听人的命(参宗五:29)。教会在捍卫她自己本身的自由时,也在捍卫那些各有其自主和主权领域的个人、家庭、各种社会组织和国家。

  46民主政体,由於能够确保公民参与政治选择,向被治理者保证有选举治理者,并使之负责的可能性,且於合宜的时机以和平的方法予以更换,因而获得教会好评(93)。准此,教会不能赞许那些狭窄统治集团的存在,它们篡夺国家大权以遂其私利,或藉以贯彻其意识形态。

  真正的民主,惟有在法制的国家,并以正确的人的观念为其基础,才有可能。这要求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使得个人和社会的[主体性]皆能有所进展。就个人而言,其进展是藉着教育和培育真实无伪的理想。就社会[主体性]而言,乃是藉共同分担的责任,以及创设一些参与性的结构。

  现时存在着一种倾向:人们宣称不可知论与怀疑的相对主义,以为这种哲学与基本态度,与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形式相对应。他们认为:从民主的观点而言,那些深信自己了解真理、并坚持真理的人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人不接受真理乃是取决於多数人的决定,也不接受真埋随着不同的政治风向,会有所变异。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留意,倘若缺乏一项终极真理来指引政治活动,那麽思想和信念便容易受到权势的操纵。历史昭示吾人:没有价值观的民主,易於流为极权主义,或是公然为之,或是稍加伪装而已。

  有些人,顶着科学或宗教意识形态之名,号称有权将自己认为是真与善的观念,强行加诸於他人身上。在这类人当中所存在的危险:狂热主义和基要主义,教会也没有闭眼不顾。基督徒的真理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基督徒的信仰不至於预存假设,把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锁定在僵硬的格式里。反之,此一信仰承认人的生命是在历史中,历经多元而有欠完美的情况,而得以实现的。再者,教会经常不断地重复肯定人的超越性尊严;教会所用的方法,始终是尊重人的自由的(94)。

  然则自由只有在人接纳真理时,才能完全发展。在一个没有真理的世界里,自由丧失其基础,而人也跟着暴露於或明或暗的操纵利用,与情欲暴力中。基督徒按其蒙召去传福音的本质,拥护自由,并为其服务,经常把他所认识的真理,介绍给别人(参若八:31-32)。他固然嘱目於生活经验里,以及个人或国家文化中,所遇见的片断真理,然而在与别人交谈时,他总不放过机会,去表达由信仰和正确运用理智而得来的了解(95)。

  47共产极权主义衰微,以及其他极权、和以[国家安全]为名的许多国家,一一倒台之後,今日我们已可见到,民主的理想,在不无反对的迹象下,取得了优势的地位。同时对於人权热烈的注意与关怀,也历历在目。然而,正因如此,人们在改革其系统的过程中,必须明显地承认上述那些权利,这样才能给民主打下真正而稳固的根基(96)。论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权利,必得一提的是生命的权利,以及构成这项完整权利的部分,其中包括:婴儿在母胎内,从受孕之始,即享有的发育之权;生活於团结的家庭、以及有利於孩童人格成长的伦理环境之权;在寻求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发展个人的才智与自由之权;参与善用大地物质资源的工作之权,并赖此工作维持个人与家庭生计之权;以及自由建立家庭、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善用天赋的男女性别,共养儿育女的权利。就某种意义而言,此等权利之根源乃是宗教自由,且可统摄於宗教自由之中。此处所谓宗教自由,是指人有权生活於其信仰的真理内,并有权按人之为人的超越性尊严,去生活(97)。

  事实上,有些国家,即使其政府的形式是民主的,上述这些权利也非始终获得完全约尊重。此处我们所指的,不仅是堕胎的丑闻,而且也涉及民主体制本身,其所遭遇的危机的面面观。总的来说,民主社会有时似乎失去了造福公益的决策能力。有时对社会上一些诉求的审核,其所根据的准则,并非公义和道德,而是这些诉求推动者所拥有的选票和财力。日久天长,这类不上轨道的政治行为,造成人们失去信心、政治冷感。跟着,一般大众由於感到信心被人滥用,幻想破灭,其政治参与和公民精神,遂每况愈下。结果使得有关方面,越来越难於把某些特殊的利益,置於一个井然有序的公益框架内,予以衡量考虑。所谓公益,并非所有特殊利益的总和,而是基於一项均衡的价值体系,去给各个特殊利益加以评价,并将其整合为一体。归根结底,这样的做法不免要求对人的尊严与权利,要有一项正确的认识(98)。

  教会尊重民主秩序的合法自主性,并不自以为应该对不同的机构或宪政方案,表达其偏向。对於政治秩序而言,其确切的贡献,在於她对人性尊严的见解,这项尊严,在降生成人的圣言身上,表露无遗(99)。

  48上述一般性的观察,也适用於国家在经济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活动,尤其是一项市场经济活动,无法在制度、司法、和政治的真空状态中运行。反之,它假定了一些条件:对於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确实保障,稳定的币制以及有效率的公共服务。所以,国家的首要任务,仍在於给这些安全条件提供保证,使得那些从事工作和生产的人,能享受其劳动的成果,并因此而感受到鼓励,愿意诚实而有效地去工作。至於社会秩序不妥,加以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以及通过不妥财源致富、从事非法与纯粹投机活动以成暴发户,两者风气日益炽盛,这便形成了发展和经济秩序的主要障碍之一。

  国家的另一任务,在於监视和督导经济方面,人权的行使状况。不过,这方面首要的责任,不属於国家,而属於组成社会的个人,以及各种社团和协会。若是要求国家以直接的方式,去保障所有的国民皆有工作权,那麽便要把全面经济生活,置诸其手而加以控制,并且也要给个人自动自发的活动,加上限制。不过,这并不意味,国家在保障工作权方面,就没有资格过问了,一如那些反对在经济领域中,有任何规章的人所主张的一般。反之,国家有责任去维护、支持商业活动,而其所用的方法便是:创造条件,使能保障就业机会;以及刺激那些尚付之阙如的活动,并在其面临危机时,给予扶持。

  再者,如发生特殊垄断情况,以致於造成发展受阻或迟延,这时国家便有权从事干预。除了督导发展和使之和谐进展两项任务之外,在特殊的情况下,就是当一个社会部门或商业体系呈现疲弱的状态、或在刚起步往前的阶段,而无法胜任当前的工作,这时国家也能行使取代的功能。由於事关公益,理由迫切,这种补助性的干预,有其必要。不过,应尽早收场,以免社会或商业体系永远失去其一部分功能,同时也避免国家过份扩张其干预的领域,而有害於经济和公民的自由。

  近年来,这种干预的围大为扩张,以至於造成一种所谓[福利国家]的新型国体。.在某些国家,其成因在於当政者想针对不合人性的贫穷与匮乏,进行补救,使能更妥善地去应付众多的需求。不过,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所出现的过份与滥用的情况,会给福利国家,招来相当严苛的指责,被讥之为[社会援助国家]。此等国家内的缺陷和毛病,乃是由於对国家本有的任务,缺乏一种适切的了解所致。此处,人们应再对[辅助原则],表示尊重:上级团体不应干涉下级团体的内在生活,使其功能遭受剥夺;反之,应始终把公益置於眼前,於需要时给予支持,并协助下级团体,便其活动配合社会其他门类的活动(100)。

  由於诉诸直接的干预,而剥夺了社会所要负的责任,社会援助国家导致人性动力的流失,而公共机构却增加得离谱。官僚式的思想方式,充斥这些机构,惶论为民服务的胸怀,附带而来的,则是大量增加的开销。事实上,人们的需要,看来只有那些最接近他们,而又能充作其[邻人]的人,才最了解,并且最能予以满足。再者,我们还该补充一下:有些需求,并非单纯的物质方面的回应所能满足,而要能洞悉人性更深层的需要,才能予以应对。想想难民、移民、老人、病患,以及一切需要援助的人,譬如滥用药品毒物者,念及他们所处的境地,我们不难明白:除了供应必要的照料之外,只有那些能抱着真正手足之情,去扶持他人的人,才能有效地去帮助所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49教会忠於由她的创始者基督所领受的使命,始终处身於有需要的人当中,并采取积极的行动。给他们提供物质方面的援助时,不仅不会令他们感到羞辱,或使他们仅仅成为接受帮助的对象,反而藉着提高其人性的尊严,而使他们脱离危险的境地。在此我们必须指出: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积极实践爱德的事工:事实上,在多方面都有令人满意的长进。对此我们衷心感谢上主。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义务工作。这是教会所喜爱和提倡的事工,并敦促每一个人与之合作,支持并鼓励其所从事的各种事业。

  为能克服今天所盛行的个人主义心态,需要大家对团结和慈善事业,从事具体的献身行动。并由家庭首先做起,夫妻两人彼此扶持,老幼不同代的人互相照顾。在此意义之下,家庭也可被称为是工作和团结的团体。不过,却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当一个家庭决志要全然按其召唤去生活时,却发现国家没有给与必要的支持,而且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当务之急在於:不仅要提倡家庭政策,而且,也要提倡那些以家庭为其主要对象之社会政策。这些政策要能帮助家庭,给它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维持家计的有效方法,使其能扶养儿童,照顾长者,如此上了年纪的人,方不致於与家庭有所隔阂,而且也能加强不同代别之间的关系(101)。

  家庭以外,尚有其他中间团体,发挥着基层的功能,给特殊的团结网络,赋以生机。此等团体发展成为由人组成的真正团体,社会的结构因而得以强化,使社会,避免流於我们今日不幸常见的,既无姓名,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群众。人本生活於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中,社会也因而变得更有[人情味]。可是今天的人,置身於国家和市场两极之间,常常喘不过气来。有时看来,他只像是以一个物品生产者及消费者的身份而存在,或像是国家行政作业的一个对象而已。人们忘了一件事实:社会中的生命,不以市场,也不以国家为其最终目的,此因生命本身有其独特的价值,国家与市场都必需为其服务。无论怎样,人始终是一个追求真理,并奋力按此真理而生活的存在,他藉着与以往及未来世代的对话,来加深自己对真理的了解(102)。

  50如此公开地追寻真理,代代更新,一国的文化,逐渐取得其个性。的确,代代相传的价值遗产,总是受到年青一代的挑战。所谓挑战,不必一定意味先天地予以毁灭或否定,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去考验这些价值,并通过这项存在性的验证,使其变得更真实、更中肯、更亲切。而在过程中,能将传统内确实有效的因素,与虚假、错误的部分,或是与那些过时、而又早该淘汰的形式,分辨出来。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可以适时地记起:福音的传播,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里,也扮演一项角色,即是在文化迈向真理的进展中,给予支持;并且协助文化获得净化并充实其内涵(103)。然而,当一个文化变得内向而企图利用以下的手段,来把过时的生活方式,永恒地延续下去时,终将沦於贫瘠不育而趋向腐朽-这个手段就是:排除对於有关人的真理的辩论和意见交流。

  51人类所有的活动,莫非在文化内进行,且与文化交感、互动。为能适当地形成一种文化,全人的参与是必要的。在其中,人发挥其创造力、才智以及运用他对世界和人的知识。犹有进者,他也在其中展示自我控制、牺牲个人、与他人团结的能力,以及随时随地准备好去促进公益的精神。准此,居先而首要的工程,乃是在人心内完成的。人投入参与建造其未来的方式,端赖他对自己和其前程的了解。教会对真实文化所作出的独特而具决定性之贡献,即在於此一层面。教会提倡人类行为中,有益於真正和平文化的各面,这种作法与某些模式背道而驰。在这类模式中,个人消失在群众里,他的自由和积极进取心,为人所忽略,而他的伟大,则在战争和冲突的技俩中,才能显示出来。教会以宣讲两项真理,来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其一、是关於世界之创造的真理:天主将世界交在人手中,让人能够藉着工作,使之收益良多,并变得更为美好。其二、关於救赎的真理:天主子藉此拯救人类,并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使他们彼此负责。圣经继续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我们积极地投入,为邻人着想,同时要求我们分担对全人类的责任。

  这项责任并不限於自己的家庭、国家或政府,而是逐步推而广之,及於全人类,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自已当成是自外於人类大家庭的存在,或漠视此家庭中另一份子的命运。没有人能说,他对其兄弟姐妹的福利,毫无责任(参创四:9;路十:29-37;玛廿五:31-46)。今日的时代,由於传讯方法日新月异,把人们相处的距离,大为缩小,因而在别人有需要之时,予以相当的注意和迫切的关怀,也比昔日较为容易,这点在战争之外,寻求解决国际冲突的途径方面,显得格外重要。时下,连中、小型的国家也能获得威力极其可怖的毁灭性武器。我们不难看出,由於这点,加上全世界人类日形紧密的关连,两者使得要限制冲突的後果,成了一件非常困难,或实际上办不到的事。

  52教宗本笃十五世及其继承者,清楚明了这项危险(104)。我自己也在最近波斯湾战争惨剧中,再次高声疾呼:[永不再有战争!]是的,永不再有战争。战争摧残了无辜者的性命,教唆人如何去杀害别人,使参与杀戮者的生命,遭受剧变,战後,留下一大堆仇恨和愤怨,如此使得人们更难於为引起战端的问题,找出一项公正的解决之道。昔日一国之内,彼此复仇,冤冤相报的制度,今日已为法治所取代,同样,在国际团体中,也急需类似如此地向前迈进一步。再者,我们必须切记,战争的根源,通常在於真实而严重的不满:遭受不公道的待遇,合法的心愿遭遇挫折,穷困,濒临绝境的大批群众受人剥削、却又看不出有什麽和平的方法,可供其改善命运等等。

  为此之故,和平的代名词是发展(105)。正如避免战争是集体的责任,同样,促进发展亦然。再者,一如在个别的社会内,去组织一项健全而稳固的经济,来导引市场的功能,使之以公共福利为其归向,这样做是正确而又可能的,同样,在国际的层面上,何尝不须有类似的干预。若要能如此,人们必须十分努力,以加强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并增进良心的敏感度。这是我们所冀望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能助长人们对穷人的人性潜能,所怀有的信心,并因而助长人们对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所有的信心:其一是经由工作,而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之能力;其二是对经济的繁荣,作出正面贡献的能力。可是要完成此事,应为穷者-勿论其为个人或国家提供实际可行的机会。要造成这样的条件,需由整个世界的人,协同一致,努力共谋发展。其间涉及较为先进的经济体,所应作的努力:牺牲其所享有的收入水平和由权力而来的地位(106)

  上述种种,可能也意味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需作重大的改变,以期限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世上每一个人和所有的民族,都能分得足够资源。此外,应当充分的利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新资源。原来这些新资源是处於今日国际团体边缘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和工作的结晶。这样,才能使国际大家庭,在整体人性力面,更为丰富。

  第六章人是教会的道路

  53面对工人阶级的贫困,教宗良十叁世如此写道:[谈论这个问题,我们颇具信心,而且是在行使那明明属於我们的权利¨¨倘若我们保持沉默,则似将有怠於职守(107)。]过去一百年来,教会密切留意社会问题的持续发展,同时也一再发表自己的思想。她之所以这麽做,确实不是因为想恢复已往的特权,或将她自已的观点,强加於人。其惟一的用意,在於对人的关怀和责任。原来,基督本人已把人托付给了教会。就是这人,一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言,是世上惟一天主愿其为其本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受造物。并且天主对他有所计划,让他分享永恒的救赎。此处我们所论及的,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真实、[具体]、[有其历史]的人。我们所面对的是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被包容在救赎的奥迹内,而基督透过这项奥迹。将他自已与每一个人结合在一起(108)。既然如此,教会当不能舍弃人,而且[这人就是教会要完成其使命时,当行的首要途径¨¨这是一条基督本人走过的道路,一条必然途经降生和救赎奥迹之路(109)。]

  上述这点,而且惟有这点,乃是启迪教会社会教理之原则。教会逐渐地,尤其是从我们现今所纪念的那个日子以来的世纪中,以有系统的方式来发展其社会教理。事情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教会整套蕴藏丰富的教理,其所着眼之处,不外乎人:在具体现实中的人,既是罪人,同时又是义人。

  54人在现代社会中,处於一个复杂关系的网络内,教会有於此,今日其社会教理也以人为焦点。哲学和有关人的各种科学,有助於阐释人在社会里的中心地位,并使他更能了解自己做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是怎麽一回事。不过,人真正的身份是通过信仰,才完整地启示於他的,而教会的社会教导,正是始於此一信仰。教会固然有赖於哲学与其他科学之贡献,其社会训导之目的,则在於协助人走上救援的途径。

  [新事]通谕可被视为十九世纪末叶,一项具有确实贡献的社会经济分析来阅读,不过其特殊的价值,系出自其为一份教会训导文件,与其他这类性质的文献一起,道道地地成为教会宣扬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因此,教会的社会教导本身,就是一项确实有效的福传工具。准此,它向整个人类宣扬天主,及其在基督内的救恩奥迹,并因此给人揭示其真正面目。於此,且仅於此,教会才让自己与其他一切事物有所牵连,包括个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人权,家庭和教育,国家的责任,国内和国际社会秩序之整顿,经济生活,文化,战争与和平,以及对生命之尊重:由受孕之始直到死亡。

  55教会对[人的意义]之了解,得自上天的启示。教宗保禄六世有言:[要认识人,真正而完满的人,人必先要认识天主],按着教宗引用圣女加大利纳在祈祷中所表达的理念,而继续言道:[永恒的主啊,在祈的本性内,我将认识自己的本性(110)。]

  因此,基督徒的人类学,实在是神学的一个篇章。由於这个缘故,就其对人的关怀、与其对人和人在世上行事方式所拥有的兴趣而言,教会的社会教理[属於神学、尤其是伦理神学的畴(111)。]要解释和解决今日人类社会的问题,有需要藉助神学的向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与[无神论者]及放任与消费主义者的解决方案,相形之下,益显其为真。原来[无神论]者的解答,剥夺了人基本向度之一:精神的向度,而放任与消费主义者的解答,则在种种藉口下,企图令人信服:人可以自由放任,无需受法律和天主本人的约束,因而把人囚禁在自私自利之监牢里,终不免损己害人。

  教会向人宣讲天主的救恩,通过圣事给人提供、通传天主的生命,并以爱天主爱邻人的诫命,来给人的生命指出方向,每当教会在从事上述这些事工的时候,她就使得人性的尊严,具有更充实的内涵。然而,就是因为教会从不能放弃她为了人而负起的宗教与超性使命,她也明白,今日其使命遭遇到特殊的困难与障碍。为此之故,她才以万古常青的精力和日新又新的方法,致力於振兴全人类之福音传播。即使在公元第叁个千年的前夕,教会依然继续做为[人类的超越性之标志与守护者](112),宛如她从存在之初起,在历史的进展中,与人同行时,一直所做的一般。[新事]通谕本身,可谓此一作为的重要标志。

  56值此通谕面世一百周年之际,我愿意感谢那些致力於研究、说明解释,以及使教会的社会训导更为人所知的人们。为达此目的,地方教会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但愿这个周年纪念,能给从事研究、传布、和在种种情况下应用该项训导的人,带来新鲜的热忱。

  有些国家在[真实社会主义]崩溃之後,在其重建工作中,正显得盲无方向,情况十分严重。我特别希望教会的社会训导,在这些国家中,能广为人知,并为其所运用。至於西方国家,则冒有一种危险:把该项崩溃,当做他们经济体系所赢得的一面倒胜利,却因而忽略了对自己的体系,从事必要的改革。同时第叁世界的国家,正比往日任何时候,更是面临着低度开发的悲剧经验,其严重的程度,日甚一日。

  教宗良十叁世於订定了解决劳工问题的原则和指引之後,做过这麽一段犀利的声明:[每个人皆应立刻而直接了当地,去着手进行份内该做的事,免得本已势强力壮的祸害,由於人的迟延,变得绝无补救的馀地。]他又补充说:[至於教会,绝不吝於合作(113)。]

  57对於教会而言,乃不可把福音的社会讯息,当做一套理论,而最应视之为一项行动的基础和动机。一些初期的基督徒,受此信息的启迪,把他们的食物分施给穷人,他们作了见证,告诉我们:尽管出生社会背景不同,人们仍有可能平安和谐共处。十数个世纪以来,藉着福音的力量,僧侣们耕作田地;男女修会会士创办医院,提供穷人栖身之所;宗教慈善团体,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个别男女人士,他们为那些需要帮助与处於社会边缘的人,奉献心力。他们确信基督的话:[凡你们对我这些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廿五:40)并且深信这些话语,不应只是一项虔诚的愿望,而应成为一项生命的承诺,具体付诸实行。

  今日,教会比以往更了解,行为的见证比信息的内在逻辑和其前後一贯的原则,更能使她的社会信息,当下取信於人。教会之优先选择穷人,而从不排除或歧视其他群体的人,也是源於这番了解。这份选择,其围并不仅限於物质方面的贫穷,因为如众所周知,世上有多种形式的贫穷,尤以现代社会为然-不仅有经济方面,还有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贫穷。爱护穷人是教会的本性,也是她一贯不变的传统之一环,这爱心促使她正视世上的情况:尽管技术和经济方面都有进步,却面临着出现大规模贫穷的威胁。在西方各国里,生活在社会边缘上的人,老年与病患,消费主义受害者,乃至於更易感受切身之害的大批难民和移民,这些人正经验着不同形式的贫穷。至於开发中的国家,重重悲剧性的危机,隐然可见,除非采取一些国际性的协调措施,就会来不及补救了。

  58爱护他人并且首先爱护穷人,是在提倡正义时,变得具体。教会在这些人身上,见到基督本人。穷人伸手求援,以保生存。除非人们不把穷人当成讨厌鬼或负担,而是一项表示慈爱和使生活更形充实的机会,正义便无法获得完满的实现。只有这般觉醒,才能使人有勇气去面对每项真实的助人行动中,所不免碰到的冒险和转变。此中问题不仅在於[从自己的富馀中去给与],而是去帮助那些目前尚被排除在外,或身居边缘,而无从进入经济和人类发展圈内的全体人民。要做到这点,只靠世上大量生产的剩馀物品是不够的。其所要求的,其中最要紧的是生活方式、生产与消费模式、以及现存治理今日社会的权力结构等方面的改变。当中的问题,也不在於除去一些经验证明是有用的社会组织工具,而是如何使其取向,与人类大家庭中妥善的公共福利观念相符合。今日,我们面临所谓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对此现象不可置诸不理,因其能为更进一步的繁荣,创造出不寻常的机会。不过,人们也愈来愈感觉到,经济愈形国际化,愈应有其有效率的国际机构,对经济加以监督,使其导向公共福利。这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包括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内,所能办到的事。为获得这样的结果,强国之间的协调,必需加强,并且在国际机构中,全人类的利益能受到机会均等的待遇。另有一点也是必要的:国际机构在评估其决策所造成的影响时,始终应当充分地考虑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国家和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为最迫切和令人失望的需求所困扰,因而更需要依靠他人的支持,才能发展。在这方面,颇有待大家的努力。

  59因此,为能满全正义的要求,并使达成此目标的试得以成功,我们需要圣宠的恩赐,这是一份来自天主的礼物。圣宠和人的自由,两者彼此协力,便构成了天主在历史中神秘的临在,是即所谓上智的安排。

  追随基督,生命因而为之刷新改观的经验,要求人把这种更新的经验,通传给那些生活在实质困难、问题、挣扎和挑战中的人们,使得他们这些经历,在信仰之光的照明下,变得有意义而更合乎人道。信仰不仅帮助人们找到答案,甚至能使令人受苦的种种情况,变得在人性的限度里可以承受,因而使处身於这些情况的人,不致於失去或忘记他们的尊严和召唤。

  除此以外,教会的社会教导,倘有重要的科际向度。为了使有关人的惟一真理,更能降生於种种不同而又变化无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脉络里,该项教导与各种有关人的学科,展开对话,吸取这些学科的长处,同时助其拓展视野,以服务个别的人为其目标,好让人在自己整个召唤中,获得承认与爱护。

  与上述科际向度互为平行,而又应该在此一提的是,教会社会教导的实践与经验向度。此一向度存在於基督徒生活、与其良心和真实世界接触的十字路口。事实上,这项教导可从个人、家庭,献身於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人,以及政治家的努力作为中,看得出来。教会的社会训导也因此而具体成形,并被运用在历史上。

  60在宣告解决工人问题的原则时,教宗良十叁世写道:[此项极为严重的问题,需要外界的关注与努力(114)。]教宗确信,工业社会所导致的重大问题,惟有靠各方面通力合作,方能解决。这项肯定,业已成为教会社会教导一项永恒的因素。也让人明白为什麽教宗若望廿叁世颁布其论和平的通谕时,会以[一切心怀善意的人士]为其对象。

  然而,教宗良却不无遗憾地承认,他那时代的意识形态,拒绝这样约合作。此後,世事多变,尤以近年来为然。今日世界日益明白:解决重大的国家或国际间题,并非只是经济生产或司法与社会组织方面的事,而且也需要藉助於特殊的伦理和宗教方面的价值,外加心态、行为和结构上的改变。教会自觉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作出贡献,一如本人曾在[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所写过的一般,世界上有许多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士,但愿他们也能作出贡献,有助於给社会问题提供必要的伦理基础。关於这点,我们抱有相当的希望(115)。

  在该同一道谕中,我也向各个基督的教会和世界各大宗教提出呼吁,邀请他们为我们共同的信念:神所创造的人性尊严,提供一致的见证(116)。事实上,我深信,各种宗教,不论现在或将来,都会在维护和平、和建立一个配得上人的社会,这两方面,有卓越的贡献。

  诚然,抱着开放的心,去与他人对话及合作,乃是所有心怀善意的人士,所必备的条件。这对於那些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里,负有特殊责任的个人或群体,尤其是如此。

  61在工业化社会的初期,是那[一副不比奴隶本身好多少的轭],导致本人的前任,发言来为人辩护。过去一百年来,教会始终忠於这项职责。事实的确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充满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时期里,教会为了保护人们免於遭受经济上的剥削,和免於极权体系的暴虐,出面干预。二次世界大战後,她把人的尊严置於其社会讯息的中心,坚决主张:物质方面的财富,乃是供所有人之用;社会秩序不应有压迫的现象存在,而应建基於团结合作的精神。教会经常不断地重申:人和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财富,也是精神和宗教方面的价值。再者,教会更发觉到,大多的人不是生活在繁荣的西方世界,而是处於开发国家的贫穷中,在那里情况仍是[一副不比奴隶本身好多少的轭]:教会因而感觉到,有义务以绝对清晰而坦率的态度和言词,来谴责此一事实,尽管她明知这样做,将不曾赢得所有人的赞许。

  [新事]通谕颁布百年之後,教会发觉自己仍面临许多[新事物]及新挑战。因此这个周年纪念,应当可以肯定鼓励所有心怀善意的人士,尤其是有信仰的人,积极地去投身参与其事。

  62目前这份通谕,已对过去有所回顾,不过,最重要的,乃是瞻望未来。一如[新事]通谕,其颁布几近新世纪的发端,其用意在於:藉着天主的助佑,为新世纪的来临预做准备。

  在每一年代,真实而常存的[事物之创新],皆出自天主无限的能力,他说:[看,我已更新了一切]。(默廿一:5)这些话语所指的是:当基督[把自己的王权交於天主父¨¨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格前十五:24,28)时,历史获得完成。但是,基督徒也很明白:我们所期待的创新,曾在主再来时,全然展现,而这项创新,早在世界受造时,已经临在,并且自从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成了人,协同基督、透过基督而带来[新受造物](格後五:17;迦六:15)之时起又以特殊的方式临在於人间。

  在结束本通谕的时候,我再度感谢全能的天主,他赐给了教会光明和力量,以伴随人类,行走这条通向永恒命运的尘世道路。在第叁个千年期中,教会也将会忠实地把人的道路,做为自己的道路,晓得她并非单独前行,而是与基督,她的主同行。是基督本人把人的道路做为自已的,并且指引人前行,即使当人对此并不自知的时候,也是如此。

  玛利亚,救世主的母亲,在基督走向人类大家庭的旅程中,以及当他生活於此家庭时,与基督常相左右。而她在信仰朝圣旅程中,又行走在教会的前面。祈愿她那慈母的代祷,伴随人类走向下一个千年期,而常能忠心耿耿地面对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参希十叁:8)的我等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圣名,我衷心向全人类致以敝人的祝福。

  一九九一年,本人就任教宗职第十叁年,五月一日,圣若瑟劳工纪念日。

  於罗马圣伯铎大殿。

  若望保禄二世

  注解

  I.良十叁世「新事」通谕(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叁世全集卷XI,(罗马1892年),97-144页。

  2.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一九叁一年五月十五日)宗座汇报23(1931),177-228页;比约十二世一九四一年六月一广播辞:宗座汇报33(1941),195-205页;若望廿叁世「慈母与导师」通谕(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宗座汇报53(1961),401-464页;保禄六世「八十年」牧函(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宗座汇报63(1971),401-441页。

  3.参阅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III,前引228页。

  4.「工作」通谕(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宗座汇报73(1981)577-647页;「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叁十日):宗座汇报80(1988).513-586页。

  5,参阅圣依勒内「驳异端」I,10,1;III,4,1:希腊教父7,549,855页:S.CH.(法文教父学)264,154页;211,44-46页。

  6.良十叁世「新事」通谕:前引132页。

  7.参阅良十叁世「玄妙莫测」通谕(一八八0年二月十日):良十叁世全集卷II,罗马1882,10-40;Diuturnumlllud(一八八一年六月廿九日):良十叁世全集卷II,罗马1882,269-287页;「自由」通谕(一八八八年六月廿日):良十叁世全集卷VIII,罗马1889,212-246页;GraverdeCommuni通谕(一九O一年一月十八日;:良十叁世全集卷XXI,罗马1902,3-20页。

  8.「新事」通谕:前引97页。

  9.前文:前引98页。

  I0.参阅前文:前引109页。

  11.参阅前文;描述工作条件;§44:反基督教工会:前引110页;136页。

  12.前文:前引130页;还可参阅114页。

  13.前文:前引130页。

  I4.前文:前引123页。

  15.参阅「工作」通谕§1,2,6:前引578-583页;589-592页。

  16.参阅「新事」通谕:前引99-107页。

  17.参阅前文:前引102页。

  18.参阅前文:前引101-104页。

  19.参阅前文:前引134;137页。

  20.前文:前引135页。

  21.参阅前文:前引128-129页。

  22.前文:前引129页。

  23.前文:前引129页。

  24.前文:前引130页。

  25.前文:前引131页。

  26.参阅「世界人权宣言」。

  27.参阅「新事」通谕§27:前引121-123页。

  28.参阅前文:前引127页。

  29.前文:前引126页。

  30.参阅「世界人权宣言」;「宗教与信仰宣言」。

  31.梵二大公会议,「信仰自由宣言」;若望保禄二世,致国家元首函(一九八0年九月一日):宗座汇报72(1980),1252-1260页;「一九八八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宗座汇报80(1988),278-286页。

  32.参阅「新事」通谕§42:前引99-105页::130页:135页。

  33.前文:前引125页。

  34.参阅「社会事务关怀」通谕§38-40:前引564一569页;参阅若望廿叁世「慈母与导师」通谕;前引407页。

  35.参阅良十叁世「新事」通谕§21-23:前引114-116页;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III:前引208页;保禄六世「圣年闭幕讲道辞」(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宗座汇报68(1976),145页;「一九七七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宗座汇报68(1976),709页。

  36.「社会事务关怀」通谕§42:前引572页。

  37.参阅「新事」通谕:前引101页;104页;130页;136页。

  38.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往现代世界牧职宪章」§24。

  39.「新事」通谕§3:前引99页。

  40.参阅「社会事务关怀」通谕年§15,28:前引530;548页。

  41.参阅「工作」通谕§11-15:前引602-618页。

  42.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III,113:前引213页。

  43.参阅「新事」通谕28-32:前引121-125页。

  44.参阅「工作」通谕§20:前引629-632页;对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演辞(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InsegnamentiV2(1982),2250-2266页;保禄六世对同一组织演辞(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宗座汇报61(1969)491-502页。

  45.参阅「工作」通谕§8:前引594-598页。

  46.参阅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14::前引178-181页。

  47.参阅「玄妙莫测」通谕(一八八O年二月十日):良十叁世全集卷二,罗马1882,10-40页;DiuturnumIllud通论(一八八一年六月廿九日):良十叁世全集,卷二,罗马1882,262-287页;ImmortaleDei通谕(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一日):良十叁世全集卷五,罗马1886,118-150页;SapientiaeChristianae通谕(一八九O年一月十日):良十叁世全集卷十,罗马1891,10-41页;QuodApostoliciMuneris通谕(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廿八日):良十叁世全集卷十一,罗马1881,170-183页;「自由」通谕(一八八八年六月廿日):良十叁世全集卷十一,罗马1889,212-246页。

  48.参阅良十叁世「自由」通谕:前引224-226页。

  49.参阅一九八O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宗座汇报71(1979),1572-1580页。

  50.参阅「社会事务关怀」通谕§20:前引536页。

  51.参阅若望廿叁世,「和平於世」通谕(一九六叁年四月十一日)III:宗座汇报55,286-289页。

  52.参阅「世界人权宣言」(1948);若望廿叁世,「和平於世」通谕,IV:前引291-296页;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最後声明」。

  53.参阅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一九六七年叁月二十六日)§61-65:宗座汇报59(1967),287-289页。

  54.参阅「一九八O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前引1572-1580页。

  55.参阅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36,§39。

  56.参阅「平信徒」劝谕(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叁十日,§32-44:宗座汇报81(1989),431-481页。

  57.参阅「工作」通谕§20:前引629-632页。

  58.参阅教廷信理部就基督教自由与解放的训令「良心自由」(一九八六年叁月廿二日):宗座汇报79(1987),554-599页。

  59.参阅在ECWA总部关於「就Sahel呼吁」十周年纪念会演辞(一九九○年一月廿九日):宗座汇报82(1990)816-821页。

  60.参阅若望廿叁世「和平於世」通谕III:前引286-288页。

  61.参阅「社会事务关怀」通谕§27-28:前引547-550页;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43-44:前引278页。

  62.参阅「社会事务怀」通谕§29-31:前引550-556页。

  63.参阅「赫尔辛基最後声明维也纳公告」:良十叁世「自由」通谕§5::前引215-217页。

  64.参阅「救主的使命」通谕(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7:罗马观察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廿叁日。

  65.参阅「新事」通谕:前引99-107页;131-133页。

  66.前文:前引111-113页。

  67.参阅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II:前引191;比约十二世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广播辞:前引199页;若望廿叁世「慈母与导师」通谕:前引428-429页;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22-24:前引268页。

  68.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69,§71。

  69.参阅「致拉丁美洲主教演辞」(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八日)II:宗座汇报71(1979),199-201页;「工作」通谕§14:前引612-616页;「社会事务关怀」通谕§42:前引572-574页。

  70.参阅「社会事务关怀」通谕§15:前引528-531页。

  71.参阅「工作」通谕§21:前引632-634页。

  72.参阅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33-42:前引273-278页。

  73.参阅「工作」通谕§7:前引592-594页。

  74.参阅前文§8,前引594-598页。

  75.参阅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35: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19:前引266页。

  76.参阅「社会事务关怀」通谕§34:前页引559页:「一九九○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宗座汇报82(1990),147-156页。

  77.参阅「和好与纤悔」劝谕ReconciliatioetPoenitentie(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16:宗座汇报77(1985),213-217页;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III:前引219页。

  78.「社会事务关怀」通谕§25:前引544页。

  79.参阅前文§34:前引559页。

  80.参阅「人类救主」通谕(一九七九年叁月四日)§15:宗座汇报71(1979),,286-289页。

  81.参阅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往现代世界牧职宪章」§24。

  82.参阅前文§41。

  83.参阅前文§26。

  84.参阅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往现代世界牧职宪章」§36:保禄六世「八十年」通谕§2-5:前引402-405页。

  85.参阅「工作」通谕§15:前引616-618页。

  86.参阅前文§10:前引600-602页。

  87.前文§14:前引612-616页。

  88.参阅前文§18,前引622-625页。

  89.参阅「新事」通谕§32:前引126一128页。

  90.前文:前引31-12I页。

  91.参阅良十叁世「自由」通谕:前引224-226页。

  92.参阅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76。

  93.参阅前文§29;比约十二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圣诞节广播文告:宗座汇报37(1945),10-24页。

  94.参阅梵二大公会议「信仰自由宣言」。

  95.参阅「救主的使命」§11;罗马观察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廿叁日。

  96.参阅「人类救主」通谕§17:前引270-272页。

  97.参阅「一九八八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前引1572-1580页;「一九九一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罗马观察报,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九日;梵二大公会议「信仰自由宣言」l-2。

  98.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26。

  99.参阅前文§22。

  100.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前引184-186页。

  10I.参阅「家庭团体」通谕(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45:宗座汇报74(1982),136页。

  102.参阅「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辞」(一九八○年六月二日):宗座汇报72(1980),735-752页。

  103.参阅「救主的使命」通谕§39-52:罗马观察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廿叁日。

  104.参阅本笃十五世UbiPrimum谕令(一九一四九月八日):宗座汇报6(1914),501页;比约十一世致公教徒与全世界广播演辞(一九叁八年九月廿九日):宗座汇报30(1938),309页;比约十二世致全世界广播演辞(一九叁九年八月廿四日):宗座汇报31(1939),333-335页;若望廿叁世,「和平於世」通谕III:前引285-289页;;保禄六世致联合国演辞(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宗座汇报57(1965),877-885页。

  I05.参阅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76-77:前引294页。

  106.参阅「家庭团体」通谕§48:前引139页。

  I07.「新事」通谕§13:前引107页。

  108.参阅「人类救主」通谕§13:前引283页。

  109.前文§14:前引284页。

  110.保禄六世在梵二大公会议最後公开会议讲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宗座汇报58(1966),58页。

  111.「社会事务关怀」通谕§41:前引571页。

  112.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76:参阅若望保禄二世「人类救主」通谕§13;前引283页。

  113.「新事」通谕:前引143页。

  114.前文,前引107页。

  115.参阅「社会事务关怀」通谕§38:前引564,566页。

  116.前文§47::前引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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